民间信仰、社会变迁与乡村精英——以营村三山国王信仰为视角

摘要:营村三山国王信仰起源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有了一定的发展,此时三山国王信仰是宗族势力整合的中心,族老是信仰和乡村的主导者。改革开放之后,营村三山国王有过三次重修。第一次发生在1988年,是“超自然能力者”(童身)主导下完成的。第二次发生在1997年,在营村干部主导下完成。第三次发生在2006年,由个体富商温贤倡导完成。改革开放后庙宇的三次重修与时局的变化存在着契合关系,表明乡村庙宇(民间信仰)与传统权力格局可能没有多大关系,但却与新时期权力格局有着密切联系。
   关键词:民间信仰乡村精英三山国王营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的三山国王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不过,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三山国王的由来、性质与功能等方面,比较缺乏深度区域的、社区的、个案的研究。[1]本文以田野调查所得之口述传说与碑刻资料为主线,再现三山国王在营村发展的历程与乡村精英之间的关系,尝试在深度的社区和个案方面做出努力。
   一、营村的地域环境与建国前的三山国王信仰
   营村位于广东省普宁市区西南三十多公里处,现属高埔镇管辖,东南毗邻惠来县,南与陆丰县接壤。耕地面积1000多亩,山地5000多亩,现有人口7000多人。明中叶有两伙盗贼在此集结,分上贼营和下贼营,后删去“贼”字,乃名“下营”。清初,洪、刘、李三姓迁此居住。清嘉庆五年(1800),温姓的一支从坪山村迁入,后他姓迁走,遂成单姓村落。[2]村落水口处有一座神庙供奉着三山国王,庙名为“连腾庙”。
   营村建村之后,村里一直供奉着众神老爷,原本没有三山国王信仰。此时,三山国王在周围的村庄不断地显灵。后来经过村民商议,决定到揭西霖田祖庙奉迎三山国王的香火到村里和众神老爷一起供奉。三天后,三山国王显灵,点村里的一位青年为童身(即扶乩)。通过童身,三山国王要求村民们为其建立一神庙,独立供奉,还亲点出庙的地址、分金、庙名(连腾庙)。村里的信民们认为三山国王大显威灵,纷纷响应,于光绪十五年(1889)组织建立起了连腾庙。据传,庙建立之后,坳背山伯公庙晚上经常泛着灵光飞到连腾庙,许多村民们都看到了这一现象。他们在远处看三山国王庙时庙宇非常明亮,但来到庙前却什么也看不到,倒有些人听到庙里说话的声音。信民们纷纷认为这是伯公在向三山国王朝贺。就这样,三山国王的香火极盛,遍及五村:水化村、上饶村、寨面前村、下营村、白水寨村。三山国王通过托付童身显灵为村民们祈福消灾。男女老少大小事宜无法解决的三山国王都能解决。慢慢的,三山国王成为信民们心目中的保护神,连腾庙也成为村民们举办一些仪式的公共场所,因为他们觉得在三山国王庙举办仪式,能够沾上三山国王的灵气。如根据当地的礼俗,生男孩满月后要给村民们分粿,以示欢喜、吉庆,在举办这个仪式的时候,信民们往往先拿粿去祭拜三山国王,然后在这里举行分粿仪式。此为三山国王在营村的建立过程。[3]
   清末到民国时期营村三山国王信仰的情况,由于资料的阙如,只能依靠口述材料来做有限的还原。不过,从口述中我们不难得知三山国王信仰在营村的确立和发展是依靠其在乡村社会一系列“灵验”故事实现的。[4]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知道清末到民国时期营村三山国王信仰修建背后的主导力量。但是从田野调查和口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窥见大概情况。营村现在有四个祠堂,四个温氏支派。[5]其中祖先迁自普宁市船埔镇大福村的“大洋田派”建立了两个祠堂,来自高埔镇坪上村的“坪上派”有一个祠堂,来自船埔镇高路村的“乌脚枪派”也有一个祠堂,唯有来自船埔镇古坑村的“古坑派”没有建立自己的祠堂。四个支派里面,“大洋田派”与“乌脚枪派”实力较强,前者人口较多,富人也多些;后者政治势力强些(村主要领导长期出自该派),富人有突出者,但数量不多。这两派自传统社会以来,形成诸多的博弈。根据该村耆老的回忆,民国时期三山国王的巡游和祭祀权往往掌握在该两派人手里。两派虽然有些小矛盾,但是当面对别的村庄挑衅的时候,两派化嫌为友,并以三山国王信仰为中心带领其它两派一致对外。
   该村耆老流行的一个传说很能说明民国时期营村三山国王信仰被作为派别的整合体。
   清末民国时期,营村与惠来沿海地方交流比较密切。有一些流辫子的“长毛”(很有可能是未开化的疍民——笔者按)经常挑盐到附近一带卖,有时会与本乡的人发生矛盾。有一次,因为价格问题起矛盾,本乡人“没收”了“长毛”的盐。第二天,几十个“长毛”来乡里闹事。乡人立刻联合起来,拿着铳对付“长毛”,无奈“长毛”刀枪不入,乡人只好赔款了事。但是乡人很是不服,“大洋田派”和“乌脚枪派”的“老大”(族老)联合其它两派,到三山国王庙面前求拜。结果三山国王扶乩说用狗血喷他们的头,便可斗胜。于是,乡人纷纷筹划组织一帮铳手,把狗血淋在“长毛”头上,“长毛”纷纷被铳手击倒。[6]
   这类传说中“事实”的对与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传说中了解到了清末民国时期营村三山国王信仰透视出来的乡村社会关系。[7]也就是说,营村三山国王信仰是营村整合宗族力量的中心。而此时的乡村精英就是宗族的族老。
   二、改革开放后连腾庙的第一、二次重修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三山国王庙被拆除,村民只能偷偷在家里供奉。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民间信仰也逐渐走向了自由。早在1976年三山国王点村里16岁青年为童身(后来他成为了一名石匠)。1988年在他的倡议下,几个石匠积极奔波,得到了乡民响应和大力支持。1988年,连腾庙得以修复,三座金身得以重光。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并没有发现当时存下来的碑刻资料。村民介绍,当时是有碑刻的,不过后来重修庙宇时,碑刻被毁坏。
   第一次重修是在“超自然者”(童身)主导下完成的,而童身可视为此时乡村精英的一部分。第二次的重修发生在十年后即1997年,情况发生了些变化。
   1997年的重修主要是修缮庙宇和重塑五尊金身与订制七顶神轿。关于当时捐款情况,庙旁有碑刻为载:
   兹为
   五显大帝、三山国王恢复古迹,重做神轿七顶,又则重雕宝像五尊。爰众商议,由各界善信人士捐资相助,共成美举。则诚心神必赐福,功德无量,兹将捐献资金标名流芳。
   首事温新明仕明温文律演耿温三喜文钗温演紹森荣邓盛赐
   温武流三千元温武孟二千一百元温武洋二千元温武江二千元温武枝一千元李镇成一千元苏镇业一千元温文典四百六十元温演桥三百八十八元温锦龙三百元
   温景兰二百元温志贤二百元温礼程一百五十元温习巩一百四十元温习世一百三十元温文钗一百七十元温三喜一百七十元温文律一百六十元温秀袍一百三十元温武阁一百一十元
   一百一十元温演耿新明仕明志波焕然汀婆演豹娘照
   温演玄三十元武明金波娘远俊培武科玉兰文巢演荣
   温联发锦城演清尤永温森荣温演访温文松六十一元温金榜六十一元温习侃六十一元
   一百元温娘禄习庚武进石弹习特河清武轩文创(玉灵五十元)
   温演有得輋天强礼义礼仁演团锦雄天露(曾远驹三十元)
   六十一元温演波景华演绍炳胜五十二元习珠秋生铜董温文彬国辉五十一元锦章小平武欣俊华奕平
   温文少有锦妖明演日习钧武职文俱武督武旅三景三兴娘汆文六习晴利厚文葵仕豪
   温德惠金秀演木玉书庆红金涛思灵文营利全伟明新邜东海寿南文化奕级文雄武进
   温演柱武有武深振军武让玉安文品石标锦优文书演呈武李武征武未武行武胜武添
   温习杨习范习才习局习情文汉文秀文报文社文保文甸文旺文同演灶演班演社演北
   温容桥志轩秋金玉珍龙江新华陈波利生金松茂清三致石钳永申演通演辉武辑奕文
   温武正奕想魏算妹文坚邓钦盛锡永福德昌郑四会温文满温仕京温昌香奕标奕建温石洪思远方镜
   五十元温习船习旭习辇习文习创文月文浮文晋文海文系文兴文球文水文条演兴演足
   温演美演见演领演球武迈奕林能娟万平水军金口口口新文顺清奕金锦同娘清宋红
   温陈章金水金城口口天贵口城陈水口口石崇演致习银文金武装武榜娘营水近武习新秋
   公元一九九七年岁次丁丑孟秋月吉立
   首事即是当时的理事,九个人里面有六个是下营村的经济联合社片长,温耿则是退休的村支书。温荣是下营管理区下辖的一个自然村——湖新村的村长,邓赐则是作为三山国王庙信仰圈里面的另一个村——水化村的村长。捐款的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是在外经商的商人。例如,温流是下营村最早出去深圳经商之人,当时拥有好几个农场。温孟、温洋、温江、温枝等是去香港经商的几兄弟。除此之外,还有当时在外经商小有名气之人,如温龙、温兰、温贤、温程、温巩、温世、温袍等等。第二是地方的干部。最多一类是村两委的人,如温耿是退休村支书,温发是当时的村支书,温波是村主任,温远是村民政,温科、温兰、温巢、温荣则是村经济联合社重要之成员。还有一类是镇干部,如温桥是大坪镇政府委员。第三是教师。如温明是退休教师,温安是在职教师。第四是在村里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忠实信众。第五是外来人员。如苏业和李成就是外来人员,前者在下营村承包果林,后者在村里承包地养鱼。具体情况如下表:
   出外经
   商商人
   地方
   干部
   教师
   忠实
   信众
   外来
   人员
  
   人数
   (人)
   18
   29
   6
   174
   2
  
   钱数
   (元)
   13115
   1734
   415
   11012
   2000
  
   从这个统计表里面可以清楚知道,此次活动是由地方干部组织出外经商的人在村里忠实信众支持下进行的,而教师和外来人员也参与了其中。这跟1998年营村实际情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营村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出外经商,也有一部分人获得了一定的财富,但却没有出现经济特别强的主角,他们的财富力量还是比较均衡的。
   与第一次重修不一样的是,第二次重修的主角转移到了乡村干部身上,而且外出经商的商人开始崭露头角,但还没有成为重修的主要领导者。也就是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渐深入,乡村精英的主角发生了变化。
   三、改革开放后连腾庙的第三次重修
   2006年该庙宇又再次得到重修,这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的重修却跟一个重要人物息息相关,这个人物就是温贤。关于此次重修的原因村里流传着两种说法,即“还愿说”和“托梦说”。第一种是“还愿说”。村里有一个名叫温贤的青年,在三山国王前许愿,若自已在外面发财,必定要把三山国王庙修得非常壮丽。果然,从2003年开始,他在深圳开的绿化公司不断壮大,发了大财,成为村里的首富。2005年未的时候,他到三山国王面前还愿,但老是得不到圣筶。他想了想,终于想起了以前许的愿,就用圣筶形式问三山国王是否要修复庙宇,这下子,就得到了圣筶。于是,在他倡议组织之下建立了理事会,另外,还运用了他的人脉关系,得到了各界仁人善士捐款七十三万余元,其中他自已捐了十一万二千八百八十元,重修后的庙宇十分华丽。第二种为“托梦说”。2005年某个晚上,三山国王托梦给他,要他组织修复连腾庙。他积极倡议组织,得到各界善士捐款,庙宇得以修复。[8]传说离事实自有距离,不过对比两个传说却可得出此次的重修都跟温贤息息相关。这也可以从重修的碑刻得到印证:“今时逢盛世,瞻庙怀古,众信民有感于庙宇简陋,由本村信士温志贤先生倡议扩建,并成立理事会”。我们再仔细品位一下重修时留下来的碑刻,或许问题就会更加清晰。
   连腾庙始建于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岁,座镇于下营村水口王爷山,狮山章龙摆折逶迤堪称庙场圣地。由本村信民到揭西霖田祖庙奉迎三山国王到宫安镇,国王威灵显赫,历佑黎庶,神恩广佈,有求必应,众信共仰,惠及远近。20世纪五十年代,由于社会变迁,宫殿全身俱毁,适至一九八八年,由热心信民原貌复建。
   今时逢盛世,瞻庙怀古,众信民有感于庙宇简陋,由本村信士温志贤先生倡议扩建,并成立理事会,经三山国王殿前筶准:于丙戌年(二00六年)正月廿五日卯时兴工,五月廿八日辰时正木,七月廿二日卯日安门,重塑金身,十月廿五日辰时重登宝殿。宫庙由梅塘镇桥光村郑汉松师傅承建。诚蒙各界善人信士慷慨解囊,共筹得善款柒拾参万余元,政府拨款壹拾万元,扩建规模为:中殿十七缝,龙虎畔各十缝,中间天井,左右走廊,上下栋、大门立甲山兼座宿五度分金,外水出丙口,内井水放辛口。同时征地兴建门埕,戏台河堤,道路等配套设施。
   宫庙建成庙宇殿堂庄严肃穆,周围环境焕然一新。
   附:重建理事机构
   名誉总理:黄汉谋、温奕区、温金博、林良、温增发、温座古、姚俊年、温福来、温德钦、赖贤、温金增、古少扬、温武流
   总理:温志贤
   副总理:温仕明、温文巢、温思远、温演波、温玉安、温文满、温良(联)发、温金波
   捐款名单:……温志贤十一万二千八百八十元……捐款伍佰伍拾元:山下王爷公理事会、万兴宫理事会、龙清宫理事会、田民回收公司、坪上村福利会、高埔福利会……捐款二佰元以上者:头辽村、山下村、高埔村、坪上村、社径村、梅星村、新圩村、长堀村、高车村、月塘村、罗心田村、南营村、蔡坑村、福田村……四佰元:云落镇万丈铺村、葵潭青坡村、葵潭涤墙墩宗族等……二千零拾元:古寨村理事会一千一百;后溪七圣宫……
   碑刻的前半部分追述了三山国王庙的历史变迁及重修过程。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此次重修的理事机构和捐款情况。显然,此次重修较上一次重修从组织到发动到最后建成都比较完善和复杂。重建理事机构包括名誉总理、总理和副总理三部分组成。名誉总理一共有13位,只有温流才是营村人,其他12位都是普宁客家商会会员。他们在珠江三角洲经营各类的商业,成为了普宁客家山区重要的商业精英。他们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既有某大型制药集团的董事长、又有国内某大型装潢集团的董事长、还有客家商会的会长、市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跟1998年的碑刻比,只有温流仍居于其中。总理由温贤担任,可见其在此次重修中的重要性。副总理的成员一共有8个,其中温发为村委书记,温波为村主任。从碑刻中的理事会机构可看出,温贤应是此次重修活动的重要组织者。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捐款有柒拾参万余元,政府拨款十万元,当然这跟理事会的活动能力有关。其中,温志贤捐款十一万二千八百八十元,约占了总额的七分之一。他在经济上主导了此次的重修活动。
   2006年重修后庙宇的空间布局也是个有趣的现象。一进门穿过天井就可以看见中间的牌匾书写着“灵威显赫”四个大字。左边有一个牌匾写着“有求必应”,署名“弟子温志贤敬奉,丙戍年冬吉立”。右边的牌匾则写着“护国庇民”,署名“弟子温文旺敬奉,国王庙重光”。值得注意的是,温旺是温贤的父亲。足见温贤家族在本次重修活动中的作用。
   由上不难知道,从庙宇重修的发动、组织到修建都是以温贤为中心展开的。当然这跟村里的经济社会情况变化有关系。温贤从2000年开始在深圳经营绿化公司和水利工程,几年间成为村里的首富,其积极参与本村和周围的公共工程。例如,村里河水的整治,周围庙宇的修建总能看见其捐款的身影。在外经商的时候,他积极主动同其他商业精英建立联系。其组织能力受到大家的公认,这样,三山国王庙的重修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这一过程反过来看的话,正体现了在营村以温贤为中心的新型乡村精英的崛起。乡村公共事业建设的重任也转移到了以他为中心这一批人的身上,之后的种种活动更能体现。自2007年之后,温贤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积极参与并主持村社的其他公益性活动。
   也就是说,2006年之后营村的精英发生了变化,乡村的干部逐渐让位于经济实力突出的个体商人。
   四、结语与余论
   由于文献的不足,我们只能通过口述资料来回顾营村三山国王信仰在晚清民国时候的形态。从实地调查和口述材料中,我们解读出清末民国时期,三山国王信仰是通过一系列“灵验”故事发展起来的,三山国王还成为了营村整合宗族力量的中心,而族老是庙宇和乡村的精英。这样的情况与传统的华南宗族社会是相互吻合的。改革开放后庙宇的第一次重修发生在1988年,是在扶乩手主导下完成的,这跟当时营村的经济尚未出现严重分化有关。为此,三山国王重修主导权掌握在“超自然能力者”身上,“超自然能力者”便构成乡村精英的一部分。1997年的碑刻资料显示,当时三山国王的主导权掌握在地方干部手中,由此可见乡村干部是乡村精英的主要部分。这与新时期华南地区庙宇复兴热潮和基层社会改革密切联系。2006年再次重修的时候,主导权却转移到了以温志贤为中心的新型乡村精英的手中。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深入和基层社会转型促成的。
   著名潮学研究者黄挺教授通过三山国王等民间信仰主导权的变化研究明清时期广东省澄海县冠陇乡乡村权利的递夺过程,他在行文最后展现了新时期游神赛后的情况后指出:“这种事实是否告诉我们,冠陇重新恢复的祠堂、神庙和游神赛会,与传统时代的宗族观念和地方权力格局完全无关,现在乡民们举行的游神赛会活动,保留下来的只是传统的文化符号,意义已经改变。”[9]然而,营村三山国王信仰的个案揭示了新时期的乡村庙宇活动变迁可能跟传统的权利格局无关,但却跟现代的权利格局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个案来回应。
  
   □温建钦
   摘自2017年第1期(总第54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8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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