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潮汕戏剧审查制度及其运作

提要:随着潮汕城市文化需求及商业化的发展,以潮剧为代表的地方戏剧演出从露台走进了戏院,从乡村进入了城市。民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也是农村戏剧进入城市、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民国成立后,在戏剧演出传统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淫戏”问题便成为城市文化消费和传播的社会问题。明清以来,“淫戏”被视为影响潮汕地方社会教化的突出问题。1929年,汕头市政府成立汕头戏剧检查委员会,通过制订审查、监督和惩罚制度,对城市戏剧表演进行管理,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戏剧表演活动从“禁”到“管”的蜕变过程。然而,对于乡村戏剧表演而言,这些制度并没有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戏剧审查情形十分复杂,需要更多的研究予以关注。
   关键词:民国时期;汕头;潮剧;戏剧审查制度
   民国时期,戏剧审查是地方政府对戏剧演出活动内容的核实和核查,是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延伸和扩展。戏剧审查的目的在于维护地方教化,取缔“淫戏”。所谓“淫戏”即有悖于正统观念或国家意志的戏剧活动。随着商业化戏剧向城市空间流动,“淫戏”问题也成为城市管理的弊病。潮剧是地方戏剧,纵观近代潮剧发展史,人口流动、城市发展以及商业网络等因素,推动了潮剧的商业化发展。但是,潮剧的商业化发展过程是充满复杂因素的,有学者对民国时期潮剧广告进行分析指出:“在商业化的进程中,戏院、戏班、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而这些互动关系也促进了潮剧的商业化发展。”该项成果虽偶有涉及到民国地方政府管理职能,但是并未作深入的探讨。
   潮剧演出是广受民众欢迎的重要民间艺术形式,其表演内容也往往对民众思想产生影响。因此,潮剧表演除了具有大众娱乐功能外,也具有教化功能。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基于社会改良需要,尤其是重视“声教”在民众中的意义,对潮剧商业化发展做出了诸多的管控,最典型的标志是地方戏剧检查委员会的出现。尽管前人对潮剧的发展历程和艺术渊源做出了诸多的探索,但是就潮剧检查制度而言,却罕为学界所关注。本文利用民国时期多份潮汕报刊和揭阳档案馆所收藏的关于戏剧审查“官方办公文书”的档案史料为中心,对戏剧审查机构、戏剧审查制度等进行初步探究,以进一步探索潮剧商业化的历程。
   一、戏审制度出台之背景
   早在嘉靖四十五(1566)就有潮剧《荔镜记》剧本传世,潮剧演出源远流长。自古以来,潮剧演出与潮汕地区祀神驱祟、宗教信仰、四时节庆、民生礼俗天然合成“捆绑”,“神赛会演戏等事,几至无乡无之”备受民众热捧。特别是每当遇到大型祭神、祭祖、节庆等民俗活动时,潮人往往会聘请戏班前来演戏助兴。此举不仅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而且很好地满足了观众的精神、信仰需求和审美情趣。然而,空前盛世的戏剧演出背后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清末民国时期,潮剧演出符合潮人的审美情趣,是潮汕城市文化生活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观看戏剧演出在娱乐形式单一的传统社会,无论贫富、阶层和性别,几乎是唯一的大众娱乐”,在潮汕地区观看戏剧,尤其是观看具有地方特色的潮剧演出,诚然成为大众主要娱乐方式。然而随着潮剧商业化的发展,“戏院出现以后,观众进场看戏必须购票(付款),这与在农村广场看戏免费有根本的不同,它不仅使经营管理和经济收益上起了变化”,潮剧演出从农村露台到城镇戏院,逐渐公演化的潮剧演出从固定的戏金收入到随观众的上座率升降而自负盈亏的转变,催生了戏班(院)与戏班(院)之间的激烈竞争,加剧了各利益体矛盾。
   一方面,为吸引顾客消费者,戏班(院)演出中时有加入色情淫秽的内容,偶有搬演淫戏以获得生存空间,演出内容粗鄙窥见一斑。民国记者陈瑛显然意识到潮剧演出内容的粗鄙与商业存在着诸多的联系:“潮州剧本演出,为谋达赚钱目的,多利用色情的题材,以引诱观众,以达到共赚钱的目的”。在商业化的历程中,戏院与戏院之间,戏班与戏班之间的竞争加剧,“淫戏”也被进一步商业化,成为吸引和招揽观众的重要生存策略。1923年杨柳堂在《改良潮州戏剧之我见》中谈论到当时的潮州戏剧(俗称潮剧)时,抨击潮剧“剧本不良,其最足坏人心败风俗者,莫如淫戏”。虽然经有志之士大声疾呼,极力禁止,淫戏得到一定的禁止,但“独我潮剧,无人为之提倡,各处屡有演之者,伤风败俗,莫此为甚。”由此可见,潮剧演出内容粗鄙,“淫戏”得以蔓延,甚有泛滥之势。
   早在明代时期,潮剧公演过程中,便夹杂着“淫戏”情节,引起地方官的注意,被视为影响地方风俗的社会问题,《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风俗》收《御史戴塬正风俗条约》云:
   访得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挑动男女淫心,故一夜而奔者不下数女。富家大族恬不为耻,且又蓄养戏子,致生他丑。此俗诚为鄙俚,伤化实甚。虽节行禁约,而有司阻于权势,卒不能着实奉行。今后凡蓄养戏子者,悉令逐出外居。其各乡搬演淫戏者,许各乡邻里首官惩治,仍将戏子各问以应得罪名。方者递回原籍,土者发令归农。其有妇女因此淫奔者,事发到官,仍书其门日:淫奔之家。则人知所畏,而薄俗或可少变矣。
   地方官员显然意识到,蓄养戏子,搬演“淫戏”已经成为潮汕社会突出的社会问题,必须动用地方政府的力量予以革除。但是,这种禁戏的行为并没有使“淫戏”问题到到根本解决。及至清代,“淫戏”问题甚有愈演愈烈之趋势。《清稗类钞》载:“光绪中叶,方照轩军门曜(耀),威震粤中,有谓其过严者。其镇潮州时,尝观剧。粤剧向多男女杂演者,适某优夫妇饰生旦,同演一淫戏,备极媟狎。方叱下,即于戏台前斩之。”方耀作为潮州总兵,观剧时尚有男女“同演一淫戏”,民间“淫戏”泛滥之程度更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潮剧演出管理涣散。在潮剧审查制度颁布之前,潮剧演出的管理并不完善,地方政府更是依靠戏剧演出收取戏捐、戏厘,而缺乏对潮剧演出行使实质性的监督和管理。以下举两个例分别给予说明:
   其一,1933年2月25日民国报纸《新岭东日报》报道了《劣官绅伙同演剧敛财》:
   1933年2月凤皇乡自月之十七日至二十三止,在合溪墟共演潮剧七天。戏票分为头等、二等、三等。票价则分为八毫、四毫、三十片。闻此次演剧发起者系该乡警卫小队长钟□及后河乡资本家陈某三字陈孔昭等,其演剧目的纯为弄利,并闻事前在潮印有两元名誉劵七百张。原拟分发各社,嗣因恐当局干涉,乡人反对,于是遂行停发,与论为斯。
   这段新闻讲述了警、商为代表不法人士的勾结,借助潮剧演出之机营私舞弊,发行名誉劵,企图获利,这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潮剧演出所赖以开展的戏院、戏班无序管理的弊端。
   其二,1946年10月3日民国报纸《天行报》报道了《戏院争位引起斗殴,潮安干训所学员罢课》:
   本县新华戏院,新近落成,自上月3日起聘潮剧老三正顺班表演,前天晚开演时,观众满座,8时许突于对号位内发生持枪殴打事,一时院内秩序大乱,戏亦停演,观众争先逃窜,后查肇事原因,系某部队官兵与县干训所学员等因争座位,致起斗殴,干训所学员被殴伤多名,现干训所学员罢课,集队分向各机关请愿,要求援助云。
   这则新闻报道了官兵与学生因观剧争位引起持枪斗殴事端,致使戏院停演潮剧,学校学员集队示威请愿。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政府官方对戏院、戏班欠缺实效性的引导,公共空间秩序管理和监督管理机制缺失。
   总而言之,戏剧演出过程中搬演“淫戏”情况普遍存在,表演内容粗鄙,往往对民众思想及行为产生影响。1906年6月《岭东日报》记载了潮州老玉和香及三正顺香各班“写女学生淫乱之事,到处扮演,丑态百出”,经有识之士严词阻止,该戏班仍“不停演”。1946年6月《路报》对两名好看戏的学生做出“被退学”的告示,理由是看戏导致“无心读书”。可见清末有志之士杨柳堂在《改良潮州戏剧之我见》中抨击“夫青年男女,血气未定,(淫戏)现身说法,教民以淫”的担忧并非无稽之谈;“无知少年,能不被害者鲜矣”也不是危言耸听。“戏剧改良”呼吁风起云涌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注意。同时,戏院无序管理和监督管理机制缺失也招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如1928年《汕头市政公报》和1948年《潮安商报》分别中曝光:“明星戏院公演潮剧无安置痰盂,卫生大有妨碍”“个别刁巧者,借演戏之举,烟窟赌场,招致无赖,聚集一隅”等,这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因演剧招致有碍环境卫生、聚赌流弊、妨碍治安管理等社会问题。由此可见,对潮剧演出内容及戏院、戏班管理进行管控成为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刻不容缓,这都引起政府当局的重视,政府当局也作出了诸多努力,努力禁止“淫戏”泛滥,以正地方之风气(见表1)。
   二、民国戏审机构成立
   演唱“淫戏”,最为人心风俗之害,故那些有悖于教化的戏剧均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政府当局抵制“责令禁止”。戏院无序管理和监督管理机制缺失招致“有烂崽多人到场滋闹,几致酿成大祸”等社会问题,引起地方政府重视,对潮剧商业化发展做出了诸多的管控,最典型的标志是地方戏剧检查委员会的出现,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戏剧表演活动从“禁”到“管”的蜕变过程。此处借以“汕头市市政府戏剧检查委员会”潮剧检查为例(1928年-1934年),分析潮汕地区戏剧审查机构成立及职责,关注其审查制度的实施运作,分析其特色及发挥功能所在。
   (一)、汕戏检会机构成立
   鉴于戏剧在“声教”影响作用,广东省政府于1929年设立广东戏剧审查委员会,聘请委员21人,对各地戏剧行使监督管理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汕头市政府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汕头市市政府戏剧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汕戏检会”),委派专员对在汕头地区演出的戏剧进行审查。1929年《汕头市政公报》刊载《汕头戏剧检查委员报告整理经过情形》中介绍了“本次拟定了组织简章七条,检查戏剧规则九条。得令各戏剧场院演剧需要预报填表,并印发市内各戏院依式填报,规定试演时间,通令遵办”。随后,汕头政府于1929年7月1日开始公布施行《汕头市市政府戏剧检查委员会组织及办事细则》(以下简称“汕戏检会规则”)。汕戏检会作为官方专门设置的监管机构,它的出现和设立具有客观必要性和积极的作用。
   汕戏检会的工作宗旨是“取缔一切不良戏剧”,正式从政府管理层面对各戏院演出各项“淫剧”“恶剧”“凶剧”等不良戏剧进行约束和取缔。自汕戏检会成立以来,针对当时戏剧缺乏指导,特别是推广社会教育的指导尤为稀缺的实际情况,汕戏检会加以引导,明确指出可偏向“偏重教育、启发知识、及能引起科学兴趣”方面倾斜改革。特别重申了针对“剧本墨守腐套,至今未革”“纯用潮音,不易通晓”的潮剧,强烈谴责并拟设作“彻底改良”的决定。计自成立三个月以来,严格执行工作职责,共检查“各戏剧64宗,其中潮剧5宗、中国影片45宗、外国影片14宗”。本着公开透明原则,公告了审查戏剧演出的决定(以审查潮剧演出为例,见表2),强化了社会监督。
   (二)、汕戏检会委员及改组
   汕戏检会自成立后,内部结构发生了诸多变化。1929年汕戏检会成立之初,建立了委员长制审查制度。《汕戏检会规则》规定:“本委员会由委员长一人、委员四人组成。”汕戏检会直接隶属于市政府,其委员和委员长由市长委任。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汕戏检会草创的5名职员并非潮籍(见表3)。
   纵观汕戏检会成员结构变化,其人员人数呈现了增补扩充的递增过程:1929年增补了王廷诏、张伟文、李次山等3人,1930年增补了刘植三、卢炳常、黄荣周、陈寿彭、胡淦为、谢赓明等6人,同年又增补张辑1人,1931年则增补曾国材1人,1932年递补曾浩春、梅崇南、莫祚明、黄世华、罗际康等5人,1933年又增加邓耀、王灿芬、罗戌坤以及兼任的陈炳馨等4人……。
   经过工作的探索和实践,汕戏检会的组织模式也同样经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其机构由原来“委员长负责制”成功改为“常务委员制”。成立之初机构设置班子是5人,明确了工作小组人数数量。后来随着戏剧具体检查组织管理需要,为了保障管理成效,汕政府训令改组戏剧检查委员会,由原来5人工作小组成功转型为多人管理,没有强制限制具体工作小组人员数量。1930年《汕头市政公报》刊《训令各戏院为戏检委员检查证业经从新制》的公文中提到“业经规定将委员长制废除”,另行重新改组,委任霍愉绿(原来为本会委员会委员长)、周钟煜、刘植三、王昭延等9人同为本会委员,不再设置“委员长”一职。并在通知中指定“霍愉绿、周钟煜、刘植三为常务委员在案”,标志着常务委员制成立。
   (三)、汕戏检会办事细则
   至于汕戏检会的内部运作机制,1929年出台的《汕头市市政府戏剧检查委员会组织及办事细则》则可见一斑。为讨论需要,兹全文抄录如下:
   第一条本委员初定名为汕头市市政府戏剧检查委员会。
   第二条本委员会以取缔一切不良戏剧为宗旨。
   第三条本委员会附属于汕头市市政府。
   第四条本委员会以委员长一人委员四人组织之委员长及委员由市长委任。
   第五条本委员会委员职责如下:
   (甲)委员长综理本委员会一切会务开会时由委员长召集之;
   (乙)委员委员四人共同负责办理本委员会一切会务。
   第六条本委员会会议分下列二项
   (甲)常会常会每星期召开一次;
   (乙)临时会遇有特别事故或有委员二人之请求得由委员长召集之。
   第七条本委员会收到各戏场、院预报表由委员长指定委员一人。主任检查依时前往如遇故障须通知委员长,以便另派。主任委员检查后一日内,应将检查意见记入戏剧检查登记册,会同委员长盖章呈送市长核阅,不得逾限。
   第八条凡拟叙文稿如遇速件由委员长办稿送交各委员会□,然后送呈市长核行。寻常文件得由委员长指定委员照办□,手续办理不得推诿。
   第九条凡用本委员会名义发出文件无论事情轻重均应将全稿叙入本委员会拟稿部内以便查考。
   第十条委员长因事请假经市长核准后应托本委员会委员一人代理。委员因事请假经市长核准后应通知委员长查照。
   第十一条检查戏剧时,主任检查,委员如认该剧有违检查规则时,须呈报市长令行禁止之。
   第十二条凡遇本委员会会议时,各委员须依时出席不得无故缺席。如遇故障应先行通知委员长。倘无故缺席三次以上者得由委员长呈报市长核办。惟因事请假经市长核准者不在此例。
   第十三条本细则由本委员会议决呈请市长核准施行。如有应行修增之处得由常会修增呈请市长核定。
   由此可见,汕戏检会直接隶属汕头市市政府管辖,有关决议直接汇报市长核准施行,若有其他未尽事宜,也是由戏检会随时增修,呈请市长核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汕戏检会的管理地位。细则明确规定了各工作人员具体分工职责。其次,设立“常会”“临时会”工作办公机制,开会是委员会行使职权的主要方式之一。“常会”每星期召开一次是日常工作的处理机构,具体负责潮剧审查的组织实施、检查落实等日常工作;“临时会”处理临时特别事务,临时会议由委员长召集;这都确保了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此外,还建立了“请假”制度,一定程度上保证日常事务和临时情况有效的落实,是确保潮剧审查工作全面、扎实开展的有效补充。总之,以“取缔一切不良戏剧为宗旨”的戏剧检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地方政府开始重视并对戏剧存在问题进行管理。戏剧检查委员会在行政序列上直接隶属于市政府管辖,由市长直接施行管理,这说明该机构的重要性。随着工作的深入,戏剧检查委员会的人员逐步完善,同时其组织结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三、戏审制度的具体实施
   1929年成立的汕戏检会是民国年间汕头地区设立的第一个审查潮剧的官方机构。但凡在汕头市辖区内公演的各种潮剧,都必须受其检查和约束,审查通过后方能开演。潮剧演出流传数百年,深受潮汕大众喜欢,几乎是“唯一的大众娱乐”。潮剧公演的受众范围广泛,关乎社会教化,因此对其内容进行审查是有必要的。
   首先,汕戏检会确立戏剧审查的范围。1930年11月,市长张纶布签署的“戏剧检查规则”揭示了戏剧审查的主要内容,规则第二款云:
   各种戏剧之表演不得违反下列各项:(甲)有违党义者,(乙)有辱国体者,(丙)有背人道者,(丁)有伤风化者,(戊)有碍进化者。凡犯本条甲乙两项者,全部禁止,犯丙丁戊三项者,按其情节之轻重禁止其一部分。
   细究本条款,其含义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政府政治层面上规定了戏剧演出不能与“党义”相左,也不能“有辱国体”。《汕头市政公报》报道因为“有阶级意味嫌疑而禁止光天戏院开演《党人魂》”;还有《生报》明确指出了“取缔光怪陆离潮剧,切实指导改演新剧”的审剧意见,特别是“导人迷信复古,且与三民主义教育背道而驰”的将被取缔;二是在社会教化层面上规定了戏剧演出不能悖逆人道和风化,更不能阻碍社会的进化,《纠正戏剧第一声》讲述了新华戏院聘请老一支香潮剧戏班丑角洪炳松,演《康王落难》中饰演府公子表情下贱,满口淫词,“有伤风化”被戏剧审查并被提改良意见,并将该戏班演员洪炳松解雇。《汕报》一则汕头专题专访提到“通伤潮剧不得演出有伤风化戏,多演表扬忠烈历史剧”。《训令各戏院禁演潮剧“七鹤洞”“双宝球”两出由》记载了潮剧《七鹤洞》《双宝球》”演出存在“多属神仙鬼怪及妖道斗法等情节”,违反了破除迷信“有碍进化”的训令而被查照禁演的事件。汕戏检会的活动记录也基本上与此相符。
   其次,汕戏检会建立现场监督机制。《布告戏剧检查规则第三条》要求:各戏场院每次演剧须先期将戏名及说明书,报请检查,并“派员检查”。由此可见当时潮剧审查除了对潮剧文本(包括题材、剧本、演员和情节等)审查外,还特派专员“现场检查”。这从根本上预防了个别戏院(场)企图“说一套做一套”,杜绝个别戏院(场)不严格按照报检“戏名及说明书”如实排演剧目。汕戏检会是专门设立的潮剧监管组织,派员现场审查客观上增加了监督实效的保障。
   需要补充的是,汕戏检会所规定的现场完成戏审“人员数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原来戏剧检查规则第三条规定“须先经本会(这里指汕戏检会)委员过半数出席之检查”,对“派员检查”工作人员有数量上定量的规定。后来由于汕戏检会重新改组,戏剧检查规则第三条原文已不适应。在第五十九次戏审委员会会议做出了决议,“训令戏剧检查规则第三条已修改”,修改了第三条规定,修改取缔对“委员过半数”人员数量定量硬性要求,只笼统的做出“派员检查”的规定说明。
   最后,汕戏检会完善了审查机制。为了规范戏剧演出,汕戏检会一方面以向戏院颁发“准许开演戏剧证”方式约束戏剧演出,一方面建立了一套惩罚机制。戏检委员会1929年机构成立之初就制定了一定规格模式的预报表格模板“发市各戏院依式填报”,该预报表格模板样式包含了试演时间、试演单位等基本规定。各戏场院每次有“潮剧公演”计划安排,须于“开演前2日”按预报表格规范模板预报填表,呈送戏检委员会报请检查。戏检委员会收到各戏场院预报表“1日内”完成检查,“将检查意见记入戏剧检查登记册,盖章并呈送市长核阅”呈请市长核准。检查符合规定要求的发放“准许开演戏剧证”,准予演出;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不发放“准许开演戏剧证”,并禁止其演出。戏检会是代表地方政府对戏剧活动行使监督管理权的管理单位,“非有奉准开演文件,戏班应拒绝洽订聘演”,有权着令戏院、戏班遵守规则。这是对潮剧演出活动内容的核查。
   针对符合规定要求的被发放“准许开演戏剧证”的潮剧演出,戏检会派员检查,现场监督演出,这是对潮剧演出活动的核实。戏检会为每位委员制作颁发检查证,“兹制就戏剧检查委员会检查证□,发给该会委员领用”,要求各委员现场监督视察时需携带出示检查证。“本委员会委员到各戏场院视察时,须携带贴有相片之检查证,以资识别”持证上岗落实潮剧审查现场监督任务,完成核实工作。该检查证一般采用“道林纸”高级纸质制作,“蓝字白地”制作样式,有规定有效期标识。有效期届满,戏检会对原来过期的检查证“特宣布改正作废”,并重新制作新检查证,颁发给各委员。
   当然,一般新剧创作出来以后,都必须将原稿送到汕戏检会审查。对一些上演的旧剧本,已经出版并发过“审查证”或“许可发行证”,只需呈送剧本一份,由戏审机关发给准演证,并派人到剧场进行现场监督。
   另一方面,惩罚机制也是规范戏剧演出的重要手段。1930年第63期《汕头市政公报》布告社会各界“戏剧检查规则”中第八条规则明确指出:“各戏场院如有不受检查、不服取缔者,应由本委员会呈报市长,令行公安局拘案究罚,并停止其表演。”,汕戏检会实际执行检查活动时,市政机关牵头,最后由警察部门执行。至于违规惩治方式,则是以罚款取缔为主。如1938年2月3日,戏剧检委会在《岭东民国日报》发布的一则带有约束性的通告规则《戏剧检委会取缔淫亵潮剧,违者分别处以罚金》称:
   本市戏剧检委会督以各戏院迩来所表演潮剧,时有淫亵情节,殊失却戏剧指导社会进化之意义,特拟具检查规则三项如下:
   一、嗣后各戏院应将详细节目对白预报查核;
   二、通令各戏院及戏剧公会,在演出时不得有淫词猥亵举动;
   三、如有违检查规则第二条时,第一次处以五元以上廿元以下之罚金,第二次处以廿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罚金,第三次停止戏院及戏班营业一个月,所有罚金以国币计算,由戏院戏班平均分担,罚金全部拨做本市救济事业之用。
   此项规则昨经分饬各戏院及戏剧公会,遵照云。
   此则史料揭示了罚金的标准和处置规则。尽管更多时候,戏检会只是对戏院进行控制,但是在处置罚金的问题上,戏检会将戏院与戏班处于同等地位对待,并且指出,所有以国币计算的罚金全部用于汕头市救济事业。
   总之,戏检会的成立,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机制。汕戏检会隶属于汕头地方政府,直接负责对戏剧演出的管理,详细制订了戏剧审查的范围,进而建立现场监督机制、准入机制和惩罚机制。这些机制的设立明显有别于过往以“禁”为主的管理方式,而是通过制度的设立来约束不良戏剧,完善戏剧管理。
   四、余论
   近代以来,在人口流动、都市化发展以及商业网络等因素的推动下,以潮剧为中心的地方戏剧的商业化发展促使戏剧表演逐渐从露台到戏院,从乡村向城镇转移,促进汕头娱乐业的繁荣。这种戏剧流动将其屡禁不止的“淫戏”问题带到城市空间,美其名曰戏院(班)与戏院(班)之间生存竞争的重要策略,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娱乐管理的突出问题之一。这是汕头戏检会成立客观原因。
   具有针对性的汕头戏检会的设立无论从城市机构设置还是从其职能而言,凸显了地方政府在对待戏剧问题的不同态度。晚清时期,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强制性的禁止措施来治理淫戏问题。而民国时期地方政府更多的是通过专门机构和相关制度,对戏剧表演活动的内容进行审查和管控,制度性的转变更凸显了城市娱乐业利益理性的形成。这种差异反映了地方文化娱乐管理制度从“禁”到“管”的蜕变过程,逐步走向规范化。
   当然,探讨戏剧审查制度的演变不能忽视戏剧在乡村空间的活动。诚如上文所指,对戏剧审查主要集中在城市戏院公开演出的戏剧活动,而“乡村演戏,难以审查,工作之执行,大致以在城为限,范围甚隘”,乡村空间的戏剧活动实际上很难得到有效的检查和控制。有些乡村借游神祭祀或其他名义聘请戏班公演潮剧,舞台多为临时搭建,没有固定舞台,事后拆除,这使得对潮剧演出监管苍白无力。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被有些有心人利用“乘机私设酒窟赌场,招致无赖聚集一隅,实足败坏秩序”,故针对乡村无固定舞台潮剧演出造成的流弊,地方政府更多的是依靠警察力量进行监督和管理,依靠警察局及各警察所、各乡村公所等其他职能部门联合监督管理,其标准是“架搭戏棚临时演戏,奉饬一律禁止”。因此,乡村空间的表演活动更多的还是采用禁止的策略。
   汕头戏检会成立后,部分县级的地方政府也成立相应的戏检机构。但是县级的戏检机构实际作用并不大,因为县级戏检机构面对的戏剧表演空间主要是广袤的农村腹地而非城市戏院。《潮安商报》一则关于《望县戏审会强调工作》强调戏剧演出总结工作会议中揭示了存在问题:有些戏场院、戏班由于疏忽无法及时将剧本和剧目送检,或是仓促送检之后,倘有被戏检会“发觉不妥,着令修改或给予修改”但也因为时间短促的原因,“及难于短促时期,从新练习,美观登台”;另外针对演剧须先期将戏名及说明书送检,然而这两者“仍未足明瞭其全部”,而令先期试演,派员监督。这尴尬的问题也跃然纸上了,若于公演时发觉不妥,临时予以纠正、公然叫停制止,本是按照规则程序执行公务,但“有时恐碍秩序”的现实也值得引起关注。
   一些县级政府甚至将戏剧审查的功能直接附加在警察局,由警察局监督审查乡村和县城戏院的戏剧活动。揭阳县的情况便是如此。现存揭阳档案馆的潮剧开演审批呈文民国均由乡村或戏院直接向警察局呈送。《呈文》所附说明:“人民所用状纸,正状以三页为度,红色;副状以两页为度,蓝色……具状人应于末页签名、盖章或印指摹(男左三指,女右二指)。”除此以外,呈文各栏还规定了演出的时间、地点、事由等。可见戏检呈文分正副本两式,正本为红色,副本为蓝色,这一点与《广州特别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审查戏剧规程》所强调的“呈请审查者须备具影片或剧本及说明书正副本”几无差别。乡村演戏其事由交代更为详细:
   现据职乡第九保长林时道、第十保长林时誉报称:本房向例定于每年元月廿三、七日即古历十二月十三、七日演梨祭祀祖先,历数百年依所定日期举行无异。今年时间拟于例定日期演梨祭祀。谨照冬防条例,由该保长出具,切结负责治安等情,据此。理合备文转请察核。伏乞准予开演,实为公便。谨呈揭阳县警察局局长彭。
   磐侨乡长林时贤
   乡村演戏需求情形多为是以民俗惯例沿袭为由申请演出,属于祭祀性戏剧演出类型。但是史料中所涉及的还包括由保长出具的依照县城冬防条例内容的保证资料。这说明乡村演戏情形更重视治安方面的因素。而另一份戏院报呈的戏检档案表明,在县城戏院演出的戏剧也必须将治安情况考虑在内:
   为定期聘剧在院开演恳请俯予派警维护事。查本院经聘请潮剧老三正顺香班自本月八日起一连六天在本院开演理合备文呈请,俯予莅院维护实感德便。谨呈揭阳县警察局局长彭公鉴。
   具状人:林国汉
   担保店盖章:兰记
   所在地:店马路九龙巷
   营业种类:抽纱
   以上由揭阳县榕城戏院经理林国汉呈报的审查档案也揭示,县城戏院的演戏活动需要由警局派员维护秩序。这说明地方政府对戏剧管理过程中,不仅仅审查戏剧内容,也把安全秩序纳入管理的范围之内。档案文献提醒我们,地方性的戏剧检查情形更为复杂。
   除此以外,随着戏剧商业化进程,即使在制度较为完善的汕头地区,戏院和戏班等利益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还钻制度的漏洞,私自插演短剧。如《诚报晚报》就记载了有些戏院组织戏剧演出时,利用审查规定及管理漏洞,插播演未报戏检会审查通过的短剧:
   本市各戏院开演潮戏时,于未演正剧之前,皆挥演短剧一段。故筵时闻,观者殊觉讨厌,而穿插各剧,类多有伤风化之诲淫等剧。市政府戏剧检查委员会以各班插演短剧皆未报会审查。殊有未者,今天特以口头通知各剧院,每晚开演潮剧,不得插演短剧。如必须插演,应于事前与正剧一同呈报,审会核准,方可插演云。
   可见,戏剧审查制度存在一定的漏洞。戏院一方面报审演出正剧内容,另一方面利用戏剧演出之前的时隙,私自插演未经审查的戏剧,“类多有伤风化之诲淫”。
   总之,汕头戏检会是汕头都市娱乐业发展的产物,对戏剧消费进行了规范化的管理,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化特征,“现代行政与传统行政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实行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当然,这种制度对“淫戏”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促使一些戏院和戏班铤而走险,寻找制度性的漏洞。另外,对于广阔的农村和县城的戏剧表演管控而言,戏剧审查情形愈加复杂,安全、卫生等因素被纳入管控范畴,其运作机制更为复杂,需要更多的研究给予关注。
  
   □郭敏
  
   摘自2017年第2期(总第55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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