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 剧 史 》 杂 评

《潮剧史》的出版,是大事件。它堪称潮汕文化史的辉煌巨著,令人震撼!拜读之余,为之振奋!
   有关潮剧史的断代,此前众说纷纭,迄未定论。
   笔者也写过此类文章,根据《金钗记》有关资料,说潮剧的历史超过500年。但因无力考证,总感到理不直,气不壮。现在好了,有吴、林二先生深入而全面的考证,我们可以确认,潮剧诞生于明宣德六年(1431年),至今已有近600年历史。
   吴、林二先生的最大功绩,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确认潮剧为宋元南戏嫡传,推翻了以前潮音戏来自关戏童、弋阳腔、正字戏的种种论点,扫清了所有历史迷雾。
   二、确认“潮泉腔”为明代五大声腔之一。
   此说多年前便听淳钧先生说过,惜其论未详。此刻书中有详尽考证,令人信服。
   本书对明代戏文《金钗记》的考证,比以前任何时候、任何文章都全面而有力得多。
   “潮剧的‘母亲’是宋元南戏。它的‘父亲’是潮汕本土艺术(包括潮州音乐、潮州民歌与歌册、英歌舞、纸影戏等等)。潮剧就是这两者结合而生的宁馨儿!”多么简洁而明暸的断语!
   “潮剧生成的历史,可与京剧比较。京剧的历史从 1790年‘四大徽班’入京为乾隆皇帝祝寿算起。1790年有京剧吗?没有。但京剧的‘母体’产生了。1431年虽没有潮剧这个名称,但《刘希必金钗记》这个‘半南戏半潮剧’的本子己在‘在胜寺梨园’演出,标志潮剧已经诞生了。”
   写得太好了!真的快如并剪,爽若哀梨,令人无懈可击!
   此书一出,足可关众人之口!写什么呢?还要在弋阳腔、正字戏、关戏童或秧歌之类问题上喋喋不休么?
   书中对明代潮州七个戏文的分析,沿着《蔡伯皆》、《荔镜记》、《荔枝记》、《金花女》,一路走来,明代两百年潮剧,脉络分明,条缕清晰,摇曳多姿,令人目不暇接。
   我以为,以吴、林二先生之才、学、识,在广东,很难找到更恰当人选,是强强组合。两人合作,是聪明之举,因有吴先生这位圈外专家,便多了一分旁观者清的冷静。在述史里要看到人物,以人物入标题,亦是一个重要的好主意。戏曲史是人创造的,是戏曲人物活动史。潮剧虽未形成流派,没有明星制,亦无所谓“捧角儿”,不像京剧那样处处留下人的痕迹。加上几十年在批判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潮剧的人便淹没在历史事件中,隐藏在尘埃里。让其凸显,正是恢复历史的本真。
   全书资料的丰富,令人惊叹,教人拜服!倘此书不出,前人无数劳动成果,将于岁月俱湮,岂不可叹!书的末尾,有一“余章”:要点回放,内容压缩版,十分新奇。这类似于当年看戏的“本事”。看完戏,留一页“本事”,留点余韵,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不过,拜读全书,钦佩之余,笔者仍感到有点美中不足,尤其对写当代潮剧史的下编。大家知道,史,从来都是隔代的东西。由异代人来写,便有了冷静、客观和沉潜,没有诸多忌讳。现在,大家都在作当代史,连“生不立传”的传统也被颠覆了。既然如此,谁亦无话可说,只能就事论事了。
   史料当然是最宝贵的,但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只是一般常识。我要说的是,对那些真史料,史家还要有一双慧眼,有铁面公心。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在敏感问题上,还有选择性遗忘的习惯。这便增加了作史的困难度,减少了史作的含金量。更不要说掺杂某些个人因素在其中了。好像说,对某些历史人物,如方耀、廖鹤洲,在土改时期,为配合阶级斗争,不惜将人物妖魔化和极端化。今天,许多问题都弄清楚了。原封不动地引用60多年前的宣传语言,是否值得斟酌呢?
   窃以为,在这类问题上,史家不要躲在幕后,应该站出来,表现出历史担当和勇气。这是历史赋给史家的任务和权利,不要刻意回避,不要轻易放弃。史家是历史的解释者,不是传声筒,不搞资料集成,不资料崇拜。
   即如这册巨著,其实也不必作什么改动,只要在关键问题上,史家附带说几句公道话就行了。本书“主要参考书目”,第一篇便是司马迁的《史记》。对了,司马迁在他每篇文章结尾,有一段“太史公曰”,概括性地提出了他对本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独特见解和评价。正是这些,才透出太史公的伟大思想光芒、超人智慧和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
   司马迁曾提出“不虚美、不隐恶”的作史六字律,不知谁能做到?
   笔者想起当代潮剧史上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进行一项伟大工程:发掘传统剧目。几年时间,成绩斐然。据谢吟1956年在汕头市人大代表会的发言,当时共搜集到2000多个旧剧本,计三正470个,怡梨419个,玉梨111个,赛宝119个,玉春香300多个……由各剧团保存。1958年广东潮剧院成立,属下5个剧团把各自的旧剧本归潮剧院资料室统一保存,共1280个,多数为清代剧目。其中约100个为木刻木,其余为手抄本。
   “文革”一起,潮剧资料在销毁之列,旧剧本一律封存。1969年“七•二八”,汕头市区遭受海潮浸漫。潮剧院原办公地址商业街频临海滨,地势低洼,库房更在楼下,已封存的旧剧本难免遭受没顶之灾。那1000多个剧作原本,以及抄正的另外几百个,数目巨大,是劫后幸存之物。当时潮剧院的人员在潮安东山湖干校劳动,无法组织人力对这批宝贵的史料进行抢救。台风过后,艺术室正、副主任陈历明、林淳钧数人请假回汕,见这些过水的本子,大部分字迹尚可辨认,准备搬上天台晒干,作为补救措施。可是,某位领导却说:“晒这些干什么?搬到纸厂化作纸浆算了,”于是,,前代艺人的滴滴心血,便化作揩屁股的草纸了。这件事,笔者是听陈历明、林淳钧两位先生亲口讲述,时间为1999年,在东厦路陈历明先生府上。虽隔了17年,笔者一直无法释怀。那一千多个清代剧目,文革前来不及研究。今天有了研究的环境,实物却没有了。那批剧本,即使留下小部分,数目也是可观的。今天编《潮剧史》,写“清代的潮剧”一章时,何用那样捉襟见肘,仅靠两首《百戏名》来敷陈?
   可是,这种潮剧史上痛巨创深的大事件,编者却讳莫如深,只言不敢涉及。这也就是笔者怕当代人编当代史遭遇尴尬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顺便在此提及。本书在介绍澄海古戏台时,提及文保单位“五马垂芳”府。“五马”是知府的别称,说明主人身份。1995年出版的《潮剧志》,在介绍古戏台时,竟然写作“四马垂芳”。2005年,出版《近现代潮汕戏剧》,也因袭其说,同样将该府写作“四马垂芳”。为此,笔者多年前曾在报纸上刊文订讹。谁知,此番《潮剧史》出版,仍然以讹传讹,写作“四马垂芳”。一个小小错误,20多年无法更正,也可窥见潮汕学界陈陈相因的风气。
  
   □李汉庭
  
(发表日期:2017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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