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黄召杜之声,籍籍大江之右——明代潮州名贤黄琮事略

在今潮州老市区太平路军厅巷口南侧重建有一座“文宗方伯”(北镌“皇命三锡”)坊,表彰的主人是明代的潮州名贤黄琮。
   黄琮(1552-1640),字思元,号玉田,又号韩江侣石山人,明饶平宣化都大埕(今饶平大埕镇上黄村)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大理寺右评事,掌司法,清廉谨慎,治狱有方,审案细致,不徇私情,平反不少冤案,转为左评事。三十二年出任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知府。
   饶州,今人或许不太熟悉,但其所属的浮梁县之景德镇,是今天的世界瓷都,应是耳熟能详吧。他莅任,即废除例金中的赎锾(赎罪的银钱,即今之取保候审保证金)陋规,整顿府学,置学田,修桥筑堤,浚治河渠,建葺官署,尽于赎锾取办,化私为公,一文不扰于民。州素有“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银鄱阳”的美誉。饶属运米至省城,省城司计(官署名,掌财物出纳稽核)者,索贿不满其欲,辄故意刁难,不予收仓,连艘久泊,湿耗了就须赔钱亏累,承运员绅有至倾家。他获悉其中弊端,购地省城,建设储藏粮食的仓库,以便收贮,使司计者不得肆其贪横。当时,饶州是明仁宗四子淮王朱高炽的封地,此时是第十一代淮王朱翊巨在位,其宗族多有横行霸道者,欺压百姓。他不畏权势,对犯罪的不法者一一绳之以法,深得民心,却触怒了淮王宗族,他们联合大闹府衙,致黄琮无法升堂办公。他一面具文解绶,闭门待变;一面将事态公诸于众。饶州的士绅闻知,主动组织百姓万人护卫府衙予以支持,使豪强宗室不能得逞。在他精心治理下,饶州百废俱举,政绩显赫,声威远播。其时,邻近的江西临江府(治所在今樟树市)政务繁剧,朝庭调他为知府,亦政绩昭著,饶州民众有纠纷者竟越境前来请求评定裁决的。陈梅湖的《饶平县志补订》说他“守饶仅二载,官临未及一年,而龚、黄、召、杜(指西汉循吏龚遂、黄霸、召信臣和东汉循吏杜诗。后二人曾任南阳太守,当地百姓称之“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乃父母官由来。)之声,已籍籍大江(形容名声盛大)之右。”
   万历三十七年(1609)正月,他升任云南学政。这里需要说一下学政。学政,明正统元年(1436)特置,其职责是“专督学校,不理刑名”(《明史•选举志一》),学政是对明清掌管一个省教育事务官员的称呼,明代称提学御史、提督学道。清代还称督学使者、学政使,又称提学、提学使、学院、学宪,俗称文宗、学台、大宗师等等。雍正四年(1726),各省学政统称为提督学院,官方文件称“钦命提督某省学政”,如果是湖南学政,那就叫“钦命提督湖南省学政”。正是由于学政被称为“提督学院”,因此他主持的考试被称为“院试”。学政不论官阶的高低,在地位上与各省的巡抚是平级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学政也是省部级的干部,但他只是负责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事务,实际权力远远小于总督和巡抚,因此,学政最多就相当于现在各省教育厅的厅长或主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但要指出的是,各直省的地方长官不得侵犯提学的职权。学政三年一任,任内在学宫举行两次考试,一次是岁考,一次是科考。尤其重要的是科考列一、二等者,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才能在科举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考上去。
   明清时期,考生报考之后,就成为童生,无论年龄多大,都叫童生。童生首先需要参加县官主持的县试,县试合格的考生继续参加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合格的考生参加学政主持的院试(即“岁考”)。县试、府试和院试合起来称为童试。只要成为秀才,也就成为了官学的学生,因此童试实际上是为官学选拔学生的考试,不能算做是正式的科举考试。童生通过学政主持的院试之后,就可以获得最低的科举功名,叫秀才。根据明清时期来中国的传教士的看法,秀才相当于现在的学士学位。是不是所有的秀才都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呢?肯定不是,为选拔参加乡试的考生,学政在乡试的年份主持科试(即“科考”),考试的对象是其所管辖地区的有意愿参加乡试的秀才,选拔优秀的秀才参加乡试。在这里需作点说明。
   黄琮在任上大力兴修教育设施,如云南府儒学原在“五华山右”,他经过实地巡察,认为其地“实居西偏,湫垫庳底”。而西偏最胜之地为道观“长春观”,经商议,于万历四十年将庠观互换。并与长春观旁昆明县儒学合一,将原县儒学之明伦堂“改为府学”。所有这些的经费,除上级拨款外,不足的他就尽倾自己俸禄补足之。(黄琮《改迁云南府儒学记》,载天启《滇志》卷20《艺文志》。)考院的考棚狭窄,容生童不足三百人,遇风雨则衣衫尽湿,应试者苦不堪言。他度工拓筑,修整一新。境内有五华书院,创于明嘉靖三年(1524),是云南历史上的第一座书院,亦是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所书院,为云南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院址设在昆明五华山麓北,故因此而得名。黄琮视察时,发现自创建以后至今近90年,从未整修过,已濒临倒塌,在其主持下,集资重予修缮,汇集诸生讲学,增加其膏火,文风日振。文治蔚然而兴。
   任期将满,上司交章奏留,擢按察副使,寻晋布政使司右参政,仍兼提学事。提滇学五载,于四十二年(1614)二月升福建右参政兼佥事,四十四年三月进福宁道按察使(分隶漳州、兴化、泉州三府),四十五年晋福建右布政使。乾隆《福宁府志》传称“以廉使任,有治绩。”
   据史籍记载,日本倭寇骚扰中国沿海,起于元代,终于明末,前后四百多年。对中国东南来说,倭患最严重的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至万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内,倭寇入侵危机始终存在,而小股倭寇对闽、浙、粤等省沿海的骚扰,持续了几十年。万历三十七年(1609),日本控制了琉球,继续南进,船队出没台澎一带。四十四年(1616),由长崎代官村山等安之子村山秋安率领13艘战船妄图谋取台湾,遭到浙江水师的围攻,加上遇到大风,船队飘散,长期流劫东南沿海。其中进入福建水域的日本人由明石道友率领二艘船舰,进泊东涌岛。另一方面村山等安见其子久出未归,又派出桃烟门率领船队前来寻找。桃烟门航抵中国沿海寻人,与明军发生冲突,但因未寻找到人,不敢回去。翌年五月,进入福建海域,遭到福宁州水师追击,又遇到飓风,仓惶逃窜中,三艘大船在东沙岛礁石上破碎搁浅,只得上岸,搭寮安顿。
   福建巡抚黄承玄得知消息,迅调各路水师前往东沙(今马祖列岛中的东莒岛,又名大埔岛,位于闽江口外海)围剿,水师首领由参将沈有容担任。众船齐聚,水师官兵将东沙岛合围,合势仰攻,炮轰轮炸,烧其寮舍,并且采取诱降策略,双管齐下,桃烟门等日本倭寇终于整队投降。东沙之战是明代东南平倭历史上捕获日本倭寇最多的一次,因此福建民众无不以此为奇功。曾任工部右侍郎、闽人董应举感叹说:“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即使俞(大猷)、戚(继光)再生,亦当首肯矣。”(董应举《与韩璧哉》)黄琮在东沙之战大战之即,刚好接到朝廷的升迁任命,而替其职者未至,他已卸按察使之职,本可以置身事外,但他挺身而出,出俸银二千馀募丁壮,亲自率领战船,凌风涛,冒炮火,终将倭寇驱离福建海域,并追出外洋,取得了围袭倭船一只、捞斩二级、擒缚二十二名、救获被虏四名渔民,俘获桃烟门等六十七名的战绩。因此功绩,于四十六年四月改任左布政使。(《明实录•神宗实录》)黄琮曾有《白鹤岭眺望》诗描述战后的和平景象及隐忧:“重叠几屏青玉案,浮沉凫雁紫云堆。渔人晚棹连歌入,秋谷新登并辇回。为问海门水尚血,只今谁非总戎才?”
   黄琮任职能恪尽职守,知过必改,在布政使任上,在誊抄各州府呈送全省官员花名册时,曾将一年轻主簿误注为老年。后偶见这位小吏,始知系壮年,甚为自责。翌年,因公进京,亲到吏部引咎自责:“琮前只凭府县呈报,因一时失察,在上缴全省官员花名册中误记下属某位年青官员为年老,现甘愿受罚,但望能予以改正,勿误此官前途。”吏部官员以部事繁忙,误填年龄乃属小事,不改也罢,并说:“以二品大吏何须为一小官而奔波操心呢?”但他仍恳切陈情,直至改正方罢。故万历年间首辅大臣朱国桢在《涌幢小品》卷八记录这则轶事后,曾感叹说:“黄有清操,质实为人所称。”出仕二十馀载,凛古人“知足知止”(知道满足,不做过分要求。《周书•萧大圜传》:“况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岂如知足知止,萧然无累。”)之戒,三上疏告归,赐居家食全俸,此实属致仕官员中的特例。所以在他致仕后的天启三年(1623)为《重修潮州府儒学记》篆额时署衔是“赐进士第、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田闲蒙恩锡浩命、特授阶通奉大夫”。
   告老返乡后,定居潮州城(今市区中山路虹桥头至青亭巷一带),做了不少利民善事。如东津堤,在明末间,屡崩屡修,屡修屡决,堤长费巨,感于此,他抱病提倡议并捐资主持重修工程,因其德望且身体力行的带动下,终于修复了自隆都(原属饶平,今属澄海)到凤凰塔一带长达四千六百多丈的堤防,使海阳、饶平两邑十数万人口田庐得到了保障。民感其恩德,特立生祠祀之,祠名曰“永赖坊”,曰“崇报”。又出资首倡建江东急水塔;每逢初一、十五日,常施米赈济贫民,施棺木收殓枯骨等。捐资兴修州城镇洪寺、紫竹庵,创建普宁鲤湖隐陀庵、澄海湖头市灵聚庵、海阳凤栖山古林庵等,其他寺院,均有布施,佛门视为护法功德主。
   他的老友广西布政使、海阳人黄文炳,年逾七旬,只有一子,仅三龄,老病自知不起,临终将妻子、家产托付于黄琮。文炳卒后,为之经理丧葬,维护孤孀,保持产业,视若家事。文炳子承所教诲,甫弱冠,即考取秀才,又以外女孙为配,并以银两数百作为嫁妆而助之,终使其能成家立业,完成老友嘱托。
   崇祯十三年(1640)十一月十七日,以微疾终于府第,享年89。有《寓燕草》、《滇游草》、《闽游草》诸书(今皆佚)。诗文馀兴,每临池挥毫,尤擅隶书,偶事丹青,于花鸟尤妙。
  
  
   □陈贤武
  
  
(发表日期:2017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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