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旧志轶事

潮州,史上称“海滨邹鲁”、“岭海名邦”,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历代的地方志书,为当代潮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地情可信度最高的珍贵史料。
   潮州修志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自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刺潮时提到的“愿借图经将入界”的唐《图经》,至20世纪40年代饶宗颐的《潮州志》,一千多年间,潮州修志人为积累地方史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值得当代潮人的敬佩与怀念。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唐宋元三代潮州志书,除有只言片语被引录外,原书都已亡佚,而时代最为接近的《潮州志》,虽经近年的重刊与补编,仍未能全帙出版。更可叹的是,很多修志人的劳作,许多修志事的动人,也少为流传。笔者作为当代修志人,在读史之馀,记下点滴前人修志轶事,串之为文,愿与方家,同探潮人修志历史。
   洪武《三阳图志》,修辑之辨
   明一代潮州几修府志?1934年,饶宗颐先生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广东潮州旧志考》,以《千顷堂书目》为依据,认为有永乐雷春志、正统王源志、景泰沈声志、天顺□□志、弘治车份志以及嘉靖郭春震志6种。
   1965年,饶宗颐先生在编集《潮州志汇编》时,又作《清以前潮志纂修始末》,再一次以《千顷堂书目》确认明六修志书,并考证:《文渊阁书目》“往”字号新志有《潮州府并属县志》一册,应为永乐雷春《潮州志》;又于1991年在《三阳志考》中,以“郑义永乐《潮阳县志序》云第以图志,附于《三阳郡志》之一”作为佐证。以此论,明潮州府志书仍仅六修。
   但永乐之前,洪武时曾有志书编修活动。《永乐大典•潮州府》引洪武八年(1375)《三阳图志》中黄仕猷《潮州府志书序》便提及此事:潮郡乘曰《三阳图志》,郡之有此,其来尚矣。其板藏于宣圣庙之万卷楼。至正末毁于兵。大半虽存,已非完璧;民间所藏全本仅有一二,仕于此者,往往索取而去,其书由是而废,良可惜已。八年于兹,广东佥宪赵公(寻)巡历至郡,以兴学校、询土俗为先务,召在泮诸生,首问郡志,知其废失,慨然以兴复为公内事,令邑长鲍与侃,旁求博采,得其坏烂残缺之馀,以足成之。间有文义不属,与其冗官不稽者,删而去之,锓梓以永其传。
   对于洪武八年这一次由海阳知县鲍与侃主持的名为《三阳图志》的府志编修活动,纂修还是辑佚,却有争论。
   提“辑佚”说的有修志前辈陈香白老师,他在《潮州志考评》(初发表于《韩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后又辑入《潮汕文化论丛初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一文中指出,断林仕猷重辑之《三阳图志》系辑佚本,根据有三:其一林序中有“得其坏烂残缺之馀,以足成之。间有文义不属,与其冗官不稽者,删而去之”说。若非辑佚,“文义不属”,“属”之可也;“冗官不稽”,更宜“稽”之。怎可“删”之,而反使其更显“不属”、“不稽”呢?其二明代“国初讳用元字”,而《三阳图志》凡“元”字均无避讳。故此推断林仕猷之《三阳图志》乃辑佚本,否则怎敢犯禁;其三,明已改制,府之属县已增,不是原来元代“三阳”,该志若系新撰,恐怕不能仍以“三阳”命名。
   而饶宗颐先生不赞同“辑佚”说,认为:香白以林仕猷序视作《三阳图志》之序文,又谓“三阳图志宋、元均有之”,似误解林序之意,不悟其序原题分明指“潮州府志书”,故得奄有宋以来之著述,若以《三阳图志》之名。明著其文之出处。序文称“佥宪赵公令邑长鲍与侃旁求博采,锓梓以永其传。”洪武当日所授梓者,乃自宋历元潮州旧志经整理后之稿,香白泥于“图志”之名,竟谓鲍书即《三阳图志》之辑佚本,恐有未妥。(“辑佚”二字,尤不符合事实。)
   饶宗颐认为:“此记洪武时补修及重梓《三阳志》之事甚详,所谓《续三阳志》者非耶?《文渊阁书目》所记之《三阳志》,殆必有指于此者也。”
   依饶宗颐先生的说法,洪武鲍志是“补修及重梓”之作,则不应是辑佚翻印,而应是在“旁求博采”旧志,“得其坏烂残缺之馀”加以编辑,“以足成之”。现存诸多清代潮州府县志书,大多以前志为范本,增补后续内容,有的甚至不改范本版式,但都作为新修志书刊印(清雍正张玿美《惠来县志》以康熙张秉政《惠来县志》为范本的编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以此对照,洪武鲍志的编印应是纂修行为。也就是说,鲍志是明代的首部潮州府志书,明潮州府志最少有7修。
   康熙海、饶县志,详简之别
   康熙间,清廷为编修《一统志》,檄各地进呈志书,以备查考,时潮州府县均修志,故有二十三年(1684)林杭学《潮州府志》,二十五年金一凤《海阳县志》、刘抃《饶平县志》、宋嗣京《埔阳志》(大埔)、王岱《澄海县志》,二十六年臧宪祖《潮阳县志》、郑濂《揭阳县志》、张秉政《惠来县志》、汪溶日《澄海县志》、蒋弥高《镇平县志》,二十七年颜奇宿《平远县志》,三十年刘广聪《程乡县志》(其实十二年、十七年程乡已两修志书)。1府11县,均在几年内完成修志任务,这在潮州(地区)修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康熙间潮州修志,更创方志史奇迹的是多县同一时段前后编纂简详两志,海阳县、饶平县现存志书就证明这一奇迹的存在。
   海阳金志,简存详亡
   海阳为潮郡首邑,“在粤则为紧县,在潮则似附庸,故各县皆有方书,首善独无职志。”(康熙《海阳县志》林杭学序)康熙二十五年金一凤任海阳知县,适逢朝廷要求各府县上交志书,于是着手纂修县志。
   也许上级催得急,各县或有前修旧志可上交,但此前海阳未修志书,好得府志己刻印刊行,于是金一凤先抄府志中海阳县部分,成一简志上交完成任务。
   现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藏本的康熙金一凤《海阳县志》五卷抄本(以下简称金志抄本),应当就是当时的上交本。2001年2月,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将其整理缩印(图)。金志抄本有26个门类,与首都图书馆藏之康熙林杭学《潮州府志》,门类相当、排序相同;内容与府志的海阳县部分几乎一样。
   但金一凤并非马虎之人、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海阳县志》“金一凤传”载:“邑治附廓,事统诸郡,故无志书。当时议者谓:郡统诸邑,则志从兼,兼则必略;邑自为志,则志从独,独则能详译。自成一书,于义为允。然时积事湮,创举不易,一凤遍搜遗文,广询故老,成书为纪,类三十。邑之有志,自此始。”(卷三十三第2页)
   应该说金一凤在完成抄本之后,又设局纂修一部“类分三十”(而不是依抄本类分二十六)、“独则能详”的《海阳县志》。可惜,据光绪《海阳县志》纂修者李芳兰在“序”中称,是时“金志久佚”。当今,我们只能从以金志为参修本的雍正十二年(1734)张士琏《海阳县志》中,了解到金志的一些内容。
   一是《金志》有序4篇,即黄云企序、石文晟序、林杭学序、陈衍虞序录《张志》旧序中;二是《金志》体例分天地人政事文六集,不同于康熙《潮州府志》(《张志》凡例:“旧志分天地人政事文六集,与通志、府志异。”);三是《金志》原疆域、城廓、各都之图,以及星野、潮汐、建置3门内容,均被《张志》引录。(《张志》凡例:疆域、城廓、各都旧有图,无考;星野、潮汐、建置,《金志》已载,皆仍其旧)四是《金志》有36处卷末附论原文,为《张志》以“旧志金一凤曰”形式引录。
   2001年初,笔者在主持整理翻印雍正十二年(1734)张士琏《海阳县志》(以下简称《张志》)时,从一藏书机构的《张志》中,发现夹有《海阳县志》“艺文诗”的残页半页(图)。这半页分9行,都是金一凤的诗,分别是某诗(有“正气冲霄山岳撼……应传节义名”字样,查证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卷四十二第68页,应为金一凤诗《吊五忠》)后2行、《凤栖亭春眺》全4行、《凤凰台》全3行。这是哪一版本的《海阳县志》残页呢,笔者取与这半页内容相似的《张志》卷之十二第28页后半页(图)与上残页校对,大不相同。《张志》此半页也有9行,分别是孙銾《凤城秋怀》后1行、宋嗣京《南岩对月》全5行、金一凤《凤栖亭春眺》前3行。再查对《张志》卷之十二第29页上半页,分别是金一凤《凤栖亭春眺》后1行、《凤凰台》全3行,王岱《游湖山》全3行、《游韩山谒昌黎祠》前2行。此残页与《张志》相同的金一凤两首诗版式排列不同,且残页有金一凤诗3首,而《张志》仅录金一凤诗2首,残页不应是《张志》的书页。光绪《海阳县志》仅有“艺文略”,没有“艺文诗”,金志抄本没刊刻,故此书页应是《金志》详本的。得此书残页让我们了解到一点已亡佚的《金志》详本的面貌。
   饶平刘志,简抄详刻
   饶平是明成化十三年(1477)析海阳8都所置的海阳邻县,故刘抃也与海阳知县金一凤一样,在同一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先修出简本《饶平县志》四卷本(以下称刘志抄本)上交清廷,后才修出详本《饶平县志》二十四卷本。历史上同时出现在两邻县的这种同一特殊的修志现象,并非巧合,这应当是两县有联系、有筹划的一致行为。
   但不同的是,康熙之前无修《海阳县志》,而金一凤又刚于康熙二十五年知潮,仓卒间从已于是年刻印刊行的林杭学《潮州府志》中抄录出海阳县部分,略加整理,适当作个别增补,即上呈中央。而刘抃已知饶平多年,了解情况,不但有府志可参阅,还有明代邱志作蓝本,故他收集旧编,发布征文征事启,由司训侯世禄主纂,聘明经卢姚标为分校,由庠生熊可坪等参订编次,从容重修。因人才富足,“不半月而志可脱稿矣”。虽也是简本,但体例完备,记述独特,是一部很有个性的志书。
   刘志抄本四卷,基本遵“天地政人事文”六集体例。分“地纪、政纪、时纪、人纪、文纪”五门。仅200页,但序、凡例、征文、目录、图、志文、跋,一切完备。内文记述也有好多二十四卷本所没有的。刘志抄本《艺文•文》中共录15篇,就有刘抃《文峰塔记》等7篇在二十四卷本中无录。《官师》“邱金声”条有“以贪酷赃革罢”之记述,而二十四卷本删去。罗胤凯条有“升户部主事”的记述,这在刘志二十四卷本及各府志中也无。尤其是卷首的“县署图”和“县学图”,在二十四卷本中缺载。这些为后人留下了可作考证的史料。此记述还能鉴证二十四卷本的错误。如刘志抄本《城池》“县城”条载:“崇祯三年夏飓风。洪水冲崩城垣一百四十丈。”但二十四卷本却记为“洪水冲崩城垣二百四十丈”。再校两志之《灾祥》,知二十四卷本之“二百四十丈”记述是错误的。
   刘志抄本也有匆匆抄录痕迹。如《城池》“黄冈城”条竟留下“广千二百馀丈,高□丈□尺,垛千□百□十,窝铺□十”的5处空白缺字。
   虽有缺陷,但作为存世的首部《饶平县志》,刘志抄本应是十分珍贵的一部志书。
   康熙二十五年冬刘抃修成四卷简本《饶平县志》后,以其为底本,按原班人马继续参修,“阅期月(一年)而成”,于翌年修成二十四卷详本《饶平县志》刻印刊行。两部刘志,卷帙、编制均不同,内容也异。四卷抄本仅有序一,而二十四卷刻本有序四。两者都有刘抃自序,但不同。这在修志史中是很特殊的现象。
   四卷本“不半月而志可脱稿”,见其应以抄录为主。而二十四卷本“阅期月而成”,可见其是经一番精雕细刻,认真纂修。因此二十四卷本体例完尚,内容充实。陈泽泓研究员曾作考证:“《饶平县志》的二十四卷本,无论卷数、篇幅均大于四卷本,但在同一内容上,文字却较前精炼。例如,两志人物传皆有贪酷吏泰全传。四卷本《饶平县志》所载为:贪酷主簿泰全,广西人。以吏员进身。弘治四年来任。为人狡猾,善迎合上官。上皆才之,委以事,吹毛求疵,抉剔无遗,肆其贪残。后以赃论,死于狱。其妻无子,挟其所遗侨居郡城,与诸恶少倡倡饮,遂为娼。时人为之语云:‘如遇曾泰,宁遇虎’。曾,谓郡刑馆也。二十四卷本《饶平县志》贪酷吏泰全传为:主簿泰全,广西人。弘治四年任。为人狡猾,善迎合上官。上官才之,委以事。抉剔无遗,肆其贪残。时人为之语云:如遇泰,宁遇虎。后以赃败,死于狱。对比二志所载泰全传,其文字之繁简高下,一目了然。显然二十四卷本要胜于四卷本。”(文见《旧志新版一奇葩》,《广东史志》2003年第3期)
   足见海阳、饶平于康熙朝先修简志,再修详志,不但是修志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也是一种可供学习的修志经验。
   光绪《潮州府志》,流产之修
   关于光绪《潮州府志》的发起与纂修准备,光绪九年(1883)惠登甲《饶平县志》惠登甲序,十年周恒重《潮阳县志》张联桂序、朱丙寿序、周恒重序,十年许普济《丰顺县志》许普济序,十六年王崧《揭阳县志》李星辉序等均有提及。因张联桂是发起人之一,朱丙寿是纂修准备主持人,而周恒重是为修府志必先交县志稿为依据的县志纂修者,故《潮阳县志》张联桂序、朱丙寿序、周恒重序说明最为阐确,现辑录如下:
   张序:始辛巳(光绪七年,即1881年)夏秋间,联桂绾郡符于潮,与前观察子良刚公、盐运分司柳桥方公,暨诸县长,议修郡志,捐廉为之倡。设局郡城,延二三名宿主其事。嗣联桂承恩命观察惠潮嘉道,调署广东督粮道任去,继守潮者,海盐少虞朱君也。既以为郡志之修必本县志为依据,今各县志大半失修者久,曷所取征,郡志费不给,且缓其役,檄诸县先具县志稿。于时,固轩周君宰潮阳,延邑绅之能文者为纂修潮阳志之举,逾年志稿甫成,周君调任去潮阳,联桂回惠潮道任,复来潮者期岁矣。周君呈新志,请联桂一言。联桂念各县同时承修邑志之檄,而潮阳志独能先具稿,则周君之勤于事可知;周君治任将去,而尚拳拳于潮阳志之役,以弁言相敦促,则周君之信于民可知。
   朱序:岁在壬午(光绪八年,即1882年)余由海南移守是郡,先是今观察江都张公典郡事,承前观察今滇方伯长白刚公檄修郡志,开局编纂。一时缙绅先生,授餐适馆,珥笔从事。迨岁馀书弗成,则以属邑志久不修,又其长吏践更频繁,簿书期会之不遑,奚暇治此?犹筑室然,基构未立,栋宇曷施?用是濡迟岁月,而未由底于成也。予受事以欲修郡志,必自修邑志始,谋诸属僚,俾各筹金设局,延伸采访,次第修辑,年馀《潮阳县志》先成。
   周序:壬午秋,余奉调承乏是邑,抚字之馀,披阅旧乘,方毅然思有所补辑,而观察江都张公、典郡海盐朱公檄适下,盖前令晏君赐书尝叠奉今大方伯长白刚公命续修有志焉,而未逮者也。于是,谋之缙绅,属所以纂修之。
   光绪六年(1880),刚毅(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官至工部尚书、协议大学士)任惠潮嘉分巡道。七年,与潮州知府张联桂(字丹叔,江都人,六年任知府,八年六月升任惠潮嘉分巡道)、盐运分司方功惠(字柳桥,巴陵人,十年、十二年、十八年3次任潮州知府)召潮州府属各县知县开会,议修《潮州府志》。并发出筹款倡议,在府城设立编纂机构,聘请翁兰等几位名贤主持编纂事务,开始发凡起例等准备工作。“一时缙绅先生,授餐适馆,珥笔从事,迨岁馀书弗成”。
   应当说,光绪府志之修,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但却“岁馀弗成”,为什么呢?依光绪八年继任潮州知府的朱丙寿之见:“则以属邑志久不修,又其长吏践更频繁,簿书期会之不遑,奚暇治此?犹筑室然,基构未立,栋宇曷施?用是濡迟岁月,而未由底于成也。予受事以欲修郡志,必自修邑志始”。就是说有两个原因:
   其一,各县主事者“践更频繁”,影响县志的编修。这方面,海阳县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现未明光绪七年谁当海阳知县,是否有知县,但八年、十二年都有两任知县,八年至十三年5年间有7任知县,因此海阳县志迟迟未开局纂修,十三年卢蔚猷到任知县,十四年设局修志,聘金山书院掌教吴道镕为总纂,乡贤李芳兰等3人为分纂。但十五年吴道镕离潮,把志书草稿带走。幸李芳兰等乡贤认真,于光绪二十年带回草稿,二十二年夏开始改稿纂修,于二十四年稿成。而从十四年开局至稿成这11年间,海阳共有13任知县(包括代理)。从九年布局修志至二十四年海阳县志稿成,一共换了20任知县。长吏践更频繁,令人咋舌。
   其二,各县没上交志书,没有基础资料府志无从编纂。这一点于理没错,1985年开始的潮州市首轮修志,是在各部门、各乡镇完成107部专业志的基础,1995年才完成《潮州市志》的出版,但这一修志周期用去10年,而且是在良好的修志环境下才能实现.朱丙寿的主张先交新修县志再修府志,正好与上面的各县“长吏践更频繁”而难于完成县志的纂修相矛盾。
   现存4部《潮州府志》,嘉靖郭志是在郭春震(二十四年到任)二十六年调任之前完成,顺治吴志是在吴颖(十五年到任)十八年调任之前完成,康熙林志是在林杭学(十六年到任,二十七年离任)二十三年任内完成,乾隆周志是在周硕勋(二十一年到任)二十七年调任之前完成的。而且,各志编纂时间不超过两年,也没有在新修县志完成上交后才着手修府志,而是以前府志、县志为基础再增补新材料编修。当然也有要求各县同时修志上交,如康熙朝11县均修成志书,但其上交时间恰好与朱丙寿的意愿相反,是在府志修成后才完成11部县志的编修。
   依笔者之见,光绪府志之流产,应是朱丙寿八年接任知府以后,停止府志修志机构的运作,等待各县上交新修志书的结果。而对他的政令,各县反应不一。饶平惠登甲依康熙刘志原版不改,补点新内容就于九年刻印上交;潮阳周恒重最为认真,于十年重修完稿刻印;丰顺许普济学习饶平,也以前志补修,于十年刻印;揭阳王崧只续乾隆刘志以后部分,名为续志于十六年刻印;海阳卢(蔚猷)志一修11年,至二十四年才完成;普宁卢(师识)志虽定稿,因争论藏稿于李家无刻,至今仅存十五年“谷堂抄本”的续修部分;馀惠来、澄海、大埔3县便无修志信息。
   潮州知府,八年朱丙寿任后,十年方功惠接任,十一年朱丙寿回任,十二年方功惠又回接任,十五年曾纪渠换任。知府的变换就像走马灯,各县志上交又不齐,或许府志的纂修事已早被主事者忘记了,不流产才怪呢!
   光绪《海阳县志》,再版之异
   光绪《海阳县志》,是一部编修历经坎坷但史料价值很高的奇特志书。光绪十四年(1888)开局纂修,十五年(1889)编纂将半,稿被主笔吴道镕带回番禺而停修,二十年(1894)杨少山赴省试后携草稿归,二十二年(1896)续局补修,二十四年(1898)完稿付印,二十六年(1900)成书出版。一部志书,开局至完稿11年,换13位知县,主笔由吴道镕变为李芳兰,其过程能不艰辛?正如李芳兰在《序》中发出感慨:“噫!自戊子(1888)庀局纂修,迄今十有一年,而始克就绪。难矣!然卒於有成,抑又幸矣。”,虽历坎坷,但光绪《海阳县志》质量甚佳。
   更特殊的是,光绪《海阳县志》自二十六年刻印后,又有两次再版,而且每再版时都作认真修订,而成为各版内容有所不同的史料。
   就粤东传世的光绪吴志而言,现已发现有三种刊本:即首印本、再印本、三印本。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2001年8月印行扫描缩印之原本为二十六年首印本,潮州市档案馆藏本为再印本,汕头文物站 1988年印行(油印)之原本为三印本。
   据查三种印本,在卷 3第22页、卷9第1页、卷 15第18至19页、卷15第37至38页、卷16第 20页、卷17第3页、卷18第6页、卷18第11 页、卷19第41页、卷19第44至45页、卷20第 33页、卷25第31页、卷27第8至9页、卷28 第3至4页、卷45第13页等有多处异同。
   下面列举三种印本文字的异同,便可判别
  
   卷页次
   潮州市志办扫描缩印本
   潮州市档案馆藏本
   汕头文物站油印翻印本
   卷15第38页
   无
   陈龙庆,二十八年岁贡
   陈龙庆,二十八年岁贡
  
   卷16第20页
   无
   补遗:黄咸熙
   补遗:黄咸熙
  
   卷20第33页
   解元坊,列盛端明……
   等七人姓名
   解元坊,列盛端明……
   等七人姓名
   解元坊,列盛端明……
   等十四人姓名
  
   卷25第31页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夜
   子刻黉门亭巷火。
   二十六年正月……
   二十八年春旱……
   二十六年正月……
   二十八年春旱……
  
   卷26第14页
   今据汉自撰金城山记
   今据汉自撰金城山记
   今据王汉自撰金城山记
  
   从上表中,我们能了解到光绪吴志三次刊行的情况。
   一、从卷16第20页中可见:首印本遗漏的,在再印本和三印本中均给予“补遗”。
   二、从卷15第38页、卷25第31页中可见:首印本应为光绪二十六年 (1900)刻印刊行,再印本应在光绪二十八年 (1902)刊行,三印本应在光绪二十九年 (1903)以后刊行。
   三、从卷20第33页、卷26第14页中,结合上述,可见,潮州市志办扫描缩印本应为首印本,因该本既漏 (无补遗),也错(王汉写为汉)。潮州市档案馆藏本为再印本,该本记述延至光绪二十八年,也补遗,但王汉仍写为汉,解元坊仍照前本列七人姓名。而汕头文物站油印翻印本应为三印本,该本按再印本有补遗与延记至光绪二十八年,但对再印本沿袭首印本的错漏,能给予更正。如“今据汉自撰金城山记”改为“今据王汉自撰金城山记”,“解元坊,列盛端明……等七人姓名”改为“解元坊,列盛端明……等十四人姓名”。
   上面对三种版本的查证说明,我们希望有助于读者在引述光绪《海阳县志》中,因查阅不同版本而出现疑问时,能得到解释,而作出中肯的判断。
  
   □黄继澍
   摘自2017年第1期(总第54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7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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