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颖的《红楼梦》研究

摘要:吴颖的《红楼梦》研究是国内该领域颇有成就,有独特研究视角的一家,主要包括:从追求人性解放的视角论述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的思想内容历史意义,从人性解放觉醒精神的对立面分析薛宝钗、花袭人形象的性格内涵;从宏观的视角论述《红楼梦》的人的主体意识、人道主义精神和启蒙主义精神,论述《红楼梦》的人生哲理意蕴和美学风格;试图辨析校正上世纪80年代红学研究过分注重“外学”的倾向。
   关键词:吴颖;《红楼梦》研究;人性解放觉醒;人生哲理;阴柔之美
   吴颖是当代国内文学研究颇有影响的人物,是当代潮汕本土第一位面向全国从事文学批评与研究,与国内高层次学者对话的潮汕学人。其治学涉猎的范围很广,有关于古典文学的古典诗词、古代诗论、古典小说等,尤其是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当代红学史的研究与批评,有较高的成就;还有现代文学的鲁迅研究。吴颖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时期的吴颖,刚涉足文学研究领域,可谓初生牛犊,以其独立思考,大胆敢言,一鸣惊人,在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曾经由他的文章引发了国内两场学术论争:有关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论争和有关鲁迅《故事新编》体裁性质的论争,都有较大的影响和成就。二是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初吴颖辞世这段时间,吴颖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代红学史批评和《红楼梦》研究领域。有关吴颖上世纪50年代的文学研究和当代红学史批评,笔者已有文章加以评述。
   本文所论的是吴颖红学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包括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花袭人等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研究;对《红楼梦》整体的思想意蕴和美学风格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就是力图校正红学研究的方向,使其从以研究“典型环境”为主和诸多“钻牛角尖”的“外学”研究为主回到以《红楼梦》文本研究为主、典型人物研究为主的轨道上来。吴颖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依笔者看,是可圈可点的,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新颖见解的,可以说颇有其独到之处。下面就此略作展开论述。
   一
   吴颖的红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的研究,他依据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典型理论,对《红楼梦》的几个主要人物,进行深入的美学的和历史的分析和阐释。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发表于《红楼梦研究集刊》等刊物,后收入《红楼梦人物新析》一书的《论贾宝玉形象的历史内容》、《论林黛玉形象的历史意义》、《论薛宝钗性格》和《论花袭人性格》四篇人物论文章;还有与黄志鸿、李彦山合作的一组人物谈文章。这个方面,是吴颖《红楼梦》研究用力颇深,成就较大的一个重要部分。
   《论贾宝玉形象的历史内容》这篇4万多字的长文,吴颖主要是在时贤对这个文学史上有非常突出个性的典型形象较多研究的基础上,来提出他的分析的。他首先对这一形象在《红楼梦》中的份量作了定位,指出“贾宝玉是曹雪芹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探索着现实生活境界和寄托着生活理想的正面典型人物形象”;“在整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负担着两三千年来最沉重的封建历史淤积并作出了巨大牺牲的悲剧主人公”;“是整个《红楼梦》的历史悲剧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贾宝玉这个真实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红楼梦》美学结构的中心,是全书巨幅长卷‘中心图画’的主体部分”。就此从多个侧面展开阐述,认为《红楼梦》整个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是末期封建社会的封建“铁屋子”对人性的禁锢,与贾宝玉这个叛逆者的人性解放觉醒的矛盾冲突。曹雪芹以其天才的彩笔描写了一个《红楼梦》式的“情”的世界,而这正是贾宝玉无限向往和执着追求的精神生活境界。尽管宝玉在封建的卫道者看来是“潦倒不通世务”,厌恶“仕途经济”,整天“无事忙”,喜欢“在内帏斯混”的“离经叛道”、“于国于家无望”的人,但其追求向往“情”的世界,“爱”的天地,追求人性解放觉醒的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新鲜的生活真理,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宝玉是一个“爱博而心劳”的“多所爱者”,却能够追求专一的爱情,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人性解放觉醒者建立在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基础上的爱情。他们心灵相通、思想一致、互相关心、互相交心,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和意志,充满着愿为对方牺牲一切的高尚精神”。宝玉的“多所爱”及其爱情,“不但代表着人类的光明的希望,而且像漆黑一团的暗夜的彗星一样,照出了黑暗社会的卑污恶浊”。在《红楼梦》中,宝玉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看见许多死亡”,“看见”秦可卿和尤氏姐妹的“死亡”,“看见”金钏的“死亡”,“看见”晴雯的“死亡”,“看见”许多美好的人被封建制度“吃”掉,“看见”优美的人性正在被封建势力摧残着、毁灭着,这就使他经历着历史见证人和人性解放觉醒者的“大苦恼”,这种“大苦恼”的发泄爆发和他追求人性解放觉醒思想的升华,集中体现于《芙蓉女儿诔》这篇祭文之中。文章最后指出:“这篇诔文及其作者贾宝玉的形象,以及许多像黛玉、晴雯等在悲剧命运中焕发出灵魂和品质的真善美的光辉的人物形象,使《红楼梦》这座最为杰出的现实主义高峰不但成为一篇揭露和控诉反动、黑暗、腐朽的末期封建社会的种种假恶丑的檄文,而且成为一曲和那个时期的禁锢人性、摧残人性和毁灭人性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根本对立的优美人性的颂歌。”[1]
   《论林黛玉形象的历史意义》这篇同样有4万多字的长文,吴颖首先在序说部分给《红楼梦》和林黛玉形象作了一个历史定位:指出《红楼梦》是中国叙事文学的高峰,“其所概括的历史内容和美学意蕴的深度、广度、厚度和密度,特别是人物精神世界的真实性、新鲜性、丰富性和生动性”,都远远超过了文学史上像刘兰芝、崔莺莺、霍小玉、李娃、杜丽娘、祝英台等这些正面的女性形象,而且“还概括了中国历史像蔡琰、李清照等女诗人的某些精神气质,像聂荌、卓文君、鱼玄机等越轨女性的某些思想面貌,并且在人性解放觉醒的叛逆的思想性格上有新的飞跃和高扬”。接着概括回顾了红学史上有关林黛玉形象的有代表性和学术价值的评价观点。在此基础上,从人性解放的角度来展开他对林黛玉形象的历史内容、美学意蕴和历史意义的分析和评论。吴颖认为,曹雪芹是根据他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觉得“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于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地塑造了正面的有代表性的林黛玉形象,欲“使闺阁昭传”,因其具有一个深刻而广袤的精神世界和感情天地,足以体现《红楼梦》全书如此巨大深刻的封建社会悲剧的历史内容,寄托作者毕生追求的人性解放觉醒的生活理想和美学理想。[2]
   文章分析了林黛玉性格形成的初期环境:黛玉是科举出身、钦点巡盐御史林如海的独女,出身于书香之家,从小丧母,父亲爱如掌上之珠。黛玉又生得聪明清秀,如海便为之延师,欲使她读书识字。所以黛玉从小便受到较为良好的教育,也得到大体为封建正统教育所容许的诗词歌赋一类的文化传统的熏陶,而很少受到拘束限制和社会污染,因而从小养成淳厚的天性。寄居贾府之后,又因为老太君贾母把丧女的痛惜怀念之情,转移到黛玉身上,因而特别的慈爱,让其和宝玉一样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加以特别的爱护,从而又形成了一个既防止污染又较少受限制的相对自由的生活环境,也使其从小与宝玉在一个两小无猜、亲密无间的生活过程中,既建立了一种先天性的友谊,也形成了性格、气质和情调上的某种默契。虽然这种友谊和默契在小说情节发展中,也不断经历着“求全之毁,不虞之隙”的“言语不合”的种种考验与磨合,但他们双方性格上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却是成为他们建立真正友谊,乃至后来的爱情的非常牢固的基础。文章进而分析了曹雪芹所塑造的带有某些生活理想和美学理想的大观园,在宝玉、黛玉性格形成中的“典型环境”的意义,一方面,大观园与园外贾府的种种罪恶和污垢比较起来,还相对地保持着一定距离,还是一个某种程度的半封闭环境,这对黛玉人性解放觉醒的思想和抗世违俗、孤高芳洁、不枉不屈、自尊自重的叛逆性格的成长和成熟,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提供了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大观园中的特定环境,也为黛玉发展与宝玉的爱情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活动空间,包括在各种玩笑和生活场景中黛玉与也生活在园里的薛宝钗在关于“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上的各种带有机锋的校量,和对宝玉时冷时热的各种试探乃至性格上磨合的种种过程。但是,在曹雪芹塑造的大观园中,也存在着、活动着薛宝钗为代表的封建思想的精神力量——一种恶浊的、僵死的、“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式的封建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客观而现实地构成了对黛玉的最为深刻、最为致命、最为无孔不入的精神威胁,尤其在怡红院的封建卫道式的一系列活动,足以对黛玉的精神层面、灵魂层面造成极严重的伤害,以至造成黛玉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3]
   文章进一步还深入细致地分析论述了薛宝钗与林黛玉关系的实质,指出林薛是两个对立的典型形象,如林是“叛逆的、异端的”,薛是“封建的、正统的”;林是“真情多情”,薛是“冷酷无情”;林是“自尊、自爱、自重”,薛是“谄媚、卑屈、奴性”;林是“天真直率,心口如一”,薛是“虚伪奸诈,城府甚深”;林是“尖利刻露,孤高芳洁”,薛是“圆滑随和,‘豁达大度’”;林是“不枉不屈,真诚专一”,薛是“可屈可伸,投机取巧”;林是“好捅漏子,不留余地”,薛是“能‘全大体’,识趣弥缝”。这两个对立的典型形象,一个是追求人性解放觉醒的叛逆的真挚平等专一的爱情,要面对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的封建淤积的重压;一个是为了经营贾府,包围黛玉和向宝玉“夺志”,处心积虑地推行其“金玉良缘”。两者的或明或暗的交锋和争斗构成了《红楼梦》一系列情节结构的跌宕起伏。从宝钗一方面来说,经过她一系列的精心经营,特别是取得贾府当权统治者较普遍的认可与支持,怡红院内部壁垒的形成,一步步把黛玉逼上了无可挽回的绝境,逼到了悲剧性的必然地步;在黛玉一方来说,她只追求纯真的爱情,她只要宝玉坚定、专一的心心相印的纯真爱情,通过一系列的反复试探,在得到宝玉的爱情确证之后,尽管承受着封建历史淤积的精神威压和折磨,但她追求人性解放觉醒和叛逆的爱情仍是非凡的坚定,绝不知难而退,也没有打算改变自己的任何性格棱角,她矢志靡它,至死不变,这既是的最可宝贵的坚忍不拔的性格特征,也构成了她的爱的被毁灭的悲剧命运的必然性。文章最后概括林黛玉这个“典型形象的悲剧命运中所体现的那种人性解放觉醒的思想和叛逆的性格,那种诗的气质、情操,以及那种傲世抗俗的决不屈服于命运的生死不渝的追求精神等等,当然会随着这个具有艺术生命的典型形象而存活着,并且会在长时期中对《红楼梦》的读者一直起着震荡心灵的启迪智慧、激发思想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只有曹雪芹这样“毕生追求着美的理想和美的事物的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才会创造出‘美’的林黛玉的‘毁灭’的悲剧;而只有像林黛玉这样的‘美’的悲剧典型,才会作为‘美’本身而永远存活着,并且会长远地发挥着悲剧的美感力量——一种永远是活生生的不灭的美感力量。”[4]
   在《论薛宝钗性格》一文中,吴颖首先概括地回顾红学史上有关对薛宝钗这个人物的评价的各方观点,概括引述其不同之处和重大分歧,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薛宝钗性格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评论,他从“志气•才略•关系学”、“爱情•友谊•人生观”和“任是无情也动人”三个角度作为分析评论的线索,论述薛宝钗在贾府这个派系摩擦、嫡庶争夺、主奴矛盾等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仕途经济”式的志气和才略,她在可以有所“进取”时是“行为豁达”、“小惠全大体”,需要“退守”时能够“藏愚”“守拙”,所谓“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但是,在仔细观察贾府之后,她的“关系学”才能的显示又是多么准确,“拍马术”的表演又是多么的恰到好处,而且选中拍马的对象又是那么的关键。她为经营贾府,“争一宝玉”,对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极尽奉承之能事,包括点戏时投其所好;另一拍的对象是贾府的内政当权者王夫人,在金钏之死这件事上,“无情”地颠倒是非来讨好王夫人;再就是对于“摇控”贾府,某种程度左右着贾府命运的贾元春,宝钗的那首“凝晖钟瑞”,使出浑身解数,极尽“颂圣”之能事,显得特别卑屈,特别谄媚,终于博得贾妃的好印象。接着,文章概括了《红楼梦》整部小说最为中心的三个主要人物及其关系:贾宝玉为人性解放觉醒者的悲剧主人公,历史见证人;林黛玉为宝玉的爱情对象,叛逆挚友,人性解放觉醒的同道人物的典型;薛宝钗则作为宝、黛精神的对立面,代表着封建正统的人生观,力图“引导”宝玉纳入她的封建正统的“补天”思想,纳入她身体力行的封建正统的“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仕途经济”的人生轨道,以此来瓦解宝黛叛逆的人性解放的整个精神支柱,以便取而代之。吴颖在这里对这个《红楼梦》艺术结构的三脚架,尤其对其中薛宝钗在此一过程中的种种表现,作了系统的引述和概括的分析,可以说抓住了人物关系的主要矛盾,使薛宝钗这个典型形象透过种种外在的情节,把其性格的本质方面凸显了出来。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薛宝钗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掣到的酒令签中的“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各种表现,对其性格中的“无情”的种种表现的分析,也是观察细微,理解透彻,目光独到的。最后,文章指出曹雪芹借宝玉之口,对薛宝钗这一形象的评价是“‘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另外,《红楼梦》是部“大旨谈情”的书,但却着重写了薛宝钗的“无情”,这也间接体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基本否定的态度。总之,整部《红楼梦》,薛宝钗形象所反映的是“对于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忠心耿耿的从自觉的卫道士到自愿的牺牲者的过程,也就是‘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蜕化为阴险残忍、冷酷无情的‘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的过程。”[5]
   在《论花袭人性格》一文中,吴颖也是首先概述红学史上对这一人物的各种评价和分歧意见,然后引用恩格斯的“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的话作为题旨,着重从“怎样做”的角度,分析阐述花袭人的“从奴隶到奴才”的性格发展的过程;分析花袭人“服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服侍宝玉时,他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的所谓“痴处”;分析袭人在一个好的主子宝玉身边,既梦寐以求、不择手段地追求其“屋里人”(通房丫头)的地位,但却在思想上成为宝玉追求人性解放觉醒的对立面,和宝玉的生活意向背道而驰,成为封建的卫道者在怡红院里发展羽翼,建立“壁垒”“监护”宝玉,排除异己的帮凶,主动地、秘密地干了害人的坏事;通过打小报告、告密等手段,献媚邀宠,间接地逼死晴雯、逐芳官、蕙香,实际上是对阶级姐妹的叛卖。总之,花袭人为达到她的奴才——屋里人的目的,不惜施展各种手段,包括充当“耳报神”的角色和“装狐媚子”等等的手段,一直扮演着监视和破坏宝黛爱情的“调三窝四”的角色,起着贾府任何当权者所不能起的极其恶劣的封建卫道士的作用。吴颖认为,花袭人“是一个具有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全部复杂性、丰富性和生动性的‘真的人物’”,“是一个使人觉得十分可厌可憎甚至可怕的‘负的人物’”。曹雪芹虽然没有正面地给花袭人以评价,但通过一些“不写之写”和间接地通过宝玉《芙蓉女儿诔》中的诸如“鸠鸩”、“薋葹”、“盅虿”、“詖奴”等,乃至“诼谣謑诟,出自屏帏”等,都很大程度地指向袭人。吴颖认为,曹雪芹“深刻地、形象地写出了这个人物从奴隶到奴才的异化过程中性格的各个侧面和各种表现,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许多血淋淋、活生生的严峻而又残酷的生活真理和‘斗争形式’,这样一个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内容的奴才典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未有先例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6]
   不再去举吴颖的其他《红楼梦》人物谈的文章,单是上述这四篇人物论文章,就已足可见出吴颖在《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的研究上,是有相当的新观点和学术深度的,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方面研究颇为突出的成就了。吴颖从《红楼梦》所处的封建社会末期封建的“铁屋子”对人性的禁锢、叛逆者人性解放觉醒追求自由的生活和爱情的角度,探索主要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这对典型形象的思想意蕴、历史意蕴和美学意蕴;指出《红楼梦》是一曲和那个时期的禁锢人性、摧残人性、毁灭人性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根本对立的优美人性的颂歌。这个角度是非常新颖独到的,除了五四时期的鲁迅曾有片言只语接触到,吴颖是第一个系统阐述这方面思想意蕴的红学研究者,他的观点是建立在现当代的著名人物论研究者,如王昆仑、吴组缃、蒋和森、王朝闻等名家的研究的基础上来立论,和这些名家的研究成果相比,吴颖的研究和观点可说是并不逊色,各有侧重点,各有千秋的。对于这几个主要人物,他的分析是细致入微的,评论是颇为精当的,褒贬是恰当有据的,在《红楼梦》的人物形象的研究上,可说是别开生面,其《红楼梦》人物论文章结集出版时,定名为《红楼梦人物新析》,也正是基于有新的研究视觉的原因。他的《论薛宝钗性格》、《论花袭人性格》两文,被收入《名家图说薛宝钗》、《名家图说四大丫鬟》等书,[7]也可见其对《红楼梦》人物的研究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二
   吴颖红楼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从宏观的视角,对《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的思想涵蕴的各个侧面和其美学风格进行综合论述。吴颖在这个方面发表了《论〈红楼梦〉的人的主体意识》、《关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精神——兼谈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关于〈红楼梦〉的启蒙主义精神》、《漫谈屈原赋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论太虚幻境》、《〈红楼梦〉的美学风格论纲》等多篇文章。另外,还与一青年学人合作写了一些研究脂评的文章。首先,从文学是人学的角度,论述了《红楼梦》的人的主体意识。指出《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系列是其美学意蕴和历史意蕴的主要载体,《红楼梦》写活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他们的思想性格、精神状态、情感世界、理想天地,是作品最能打动读者、深入人心、引起共鸣的主要因素,是作品的具有人性的深度和美学的魅力的发源地。以此看来,作家是有浓厚的人的主体意识的。曹雪芹在塑造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时,都尊重他们的思想、感情、个性和性格逻辑,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思想性格逻辑和独有的生活意向“自由”地行动着,使其人物具有各自的独特的人的主体意识,特别是“于诸女子无讥贬”,忠实和尊重女性人物形象的人的主体意识。《红楼梦》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涉笔不多的人物,都是具有人的主体意识的有思想、有个性、有各自的追求和悲欢,有各自的不可重复、独一无二的精神世界的人物,都具有各自的性格逻辑。[8]这是吴颖所论的《红楼梦》总体思想涵蕴的一个层面。其次,正面提出和论述《红楼梦》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命题。他指出,《红楼梦》的人道主义精神,主要是通过贾宝玉这一悲剧主人公和历史见证人的思想意识来体现的,贾宝玉则是曹雪芹很大程度上寄托生活理想和美学理想的一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虽然有某些贵族公子脾气和思想上、行为的种种弱点与缺点,但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意识到自己和别人都是“人”的具有人性解放觉醒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物,是生活在两三千年来的沉重封建历史淤积中,却又试图稍为扒开这淤积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人物。宝玉和黛玉建立在价值观念相一致或相接近的基础上的友情和爱情,所体现出来的平等而自由、真诚而纯洁、美丽而芬芳,正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关系。还有他与薛宝钗的关系,宝玉曾迷恋于其美貌,心折于其博学多才、豁达大度,但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达到深层次的思想感情交流,但他对宝钗却有一种从“清净洁白”的女儿异化为“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的惋惜,这种惋惜也仍然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再有他的“多所爱”首先体现的是尊重对方是“人”,甚至是比自己更高贵的“人”,而愿意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包括甘心“为诸丫头充役”等,都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总之,《红楼梦》是一部超过以前中国任何一部叙事文学作品的,“具有最深刻、最丰富、最厚实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这种《红楼梦》式的、贾宝玉式的具有人性解放觉醒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国古代人道主义精神相比是已经有了发展并形成了新‘质’的一个飞跃”,“和欧洲同时代的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相比,则是各有特色,各有千秋的”。[9]这是吴颖所论的《红楼梦》总体思想涵蕴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再次,与上述人的主体意识、人道主义精神相联系,吴颖还论述了《红楼梦》的启蒙主义精神。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至明清,曾出现一些初级形态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未出现可与欧洲相比的启蒙运动,仅只出现了具有某些启蒙主义因素的思想家如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等,具有启蒙主义因素的文学作品《红楼梦》。吴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启蒙主义精神的伟大小说,启蒙主义精神,核心是“人”,是“人”的解放,《红楼梦》之所以具有启蒙主义精神,正在于它是第一部关于“人”的解放,关于“人”的精神世界被禁锢被压抑而求解放的伟大小说,小说中出现贾宝玉这样一个具有“人”的觉醒的主体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悲剧主人公,他与他周围人物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中国式的启蒙主义精神的因素,比如,宝玉是文学史上第一个把别人(包括奴隶)当“人”来看待,而且具有真正的平等精神,甚至有“女清”“男浊”的矫枉过正,还有心灵上对于自由的执着追求,等等。《红楼梦》深刻而真实地描写了人的心灵、人的一切生动的思想和美好的感情受到禁锢、压抑和扼杀的大悲剧,也描写了人在这种禁锢、压抑之下的无比痛苦的深忧极郁,以及一些有主体意识自觉的人试图摆脱这一切(包括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渗透下人的自我禁锢和自我压抑)的反拨、抗争乃至自我解脱,启示着人类的无止境的追求,并在“追求的过程中去改造一切禁锢、压抑和扼杀人类心灵解放和自由的悲剧性的社会文化环境”。这就是《红楼梦》式的启蒙主义的思想意蕴,而《红楼梦》的这种思想意蕴是具有超前性的,非常了不起的。[10]这是吴颖所论的《红楼梦》总体思想涵蕴的又一个重要层面。
   在《漫谈屈原赋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文中,吴颖论述了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抒情诗的屈原赋,是《红楼梦》生活理想和美学理想的传统之一,和《红楼梦》可以说是后先辉映,而且,曹雪芹为他的主人公写出《芙蓉女儿诔》那样一首《红楼梦》的主题歌,恐怕也是受到屈原赋意蕴上和构思上的某种启示的结果。在深入人类心灵以至深入人生之谜、历史之谜这一层次上,屈原赋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尽管两者所面向的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的黑暗势力和落后的文化淤积,但其敌视和阻碍人的心灵的解放,却是相通的,因而作品所发出的解放人的心灵的怨愤和倾诉,也是相通的。文章通过对屈原赋和《红楼梦》几个人物宝玉、黛玉、妙玉的心灵受压抑的分析论述,特别是对《芙蓉女儿诔》的分析论述,指出“人类美好的心灵被禁锢、被压抑、被践踏、被扼杀的悲剧,才是最为荡气回肠,最为惊魂动魄的大悲剧……是属于更高的美学境界层次的大悲剧”。[11]吴颖还论及“太虚幻境”,他指出《红楼梦》第五回所描写的“太虚幻境”,并不仅是像余英时所论的大观园的缩影,是《红楼梦》的“第二世界”。他认为太虚幻境是《红楼梦》中的彼岸世界也可称为“第三世界”,它有自己的特征和在小说结构与人生哲理涵蕴的多种功能,太虚幻境的主人警幻仙姑要引导《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有所“悟”而入于“正路”,而这“正路”却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还有警幻仙姑主持制定的金陵十二钗正副册的对尘世人生的咏叹等,都包含了《红楼梦》深刻、丰富的人生哲理涵蕴;曹雪芹正是通过太虚幻境来体现其对人生之谜、历史之谜的探索意识和企求得到解答的追求精神,这是太虚幻境作为《红楼梦》的“第三世界”的意义所在。忽略了这一点,就无法从社会人生哲理层次去领略《红楼梦》的整个精神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五回太虚幻境可以说是《红楼梦》的“总纲”。而《红楼梦》电视剧把其作为“无稽”之谈删去,实际上是丢掉了探索《红楼梦》的人生哲理意蕴的钥匙。[12]与此相关,吴颖认为,曹雪芹之所以有关于太虚幻境的描写,其实也是他并通过他的主人公贾宝玉所感知的一种人生忧患和人生无常之感,一种对于人的命运的惆怅、迷惘甚至于“无可奈何”之感,曹雪芹通过这一彼岸世界的描写,尤其是对人物命运的咏叹,不仅体现他对于这人生“无常”的惆怅、迷惘和“无可奈何”,更体现了他对这一人生之谜、历史之谜的积极的求索。而红学史上第一个理解了曹雪芹的《红楼梦》的这层深意,并用哲学理论加以阐述的,吴颖认为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王氏有关“生活之欲”、人生“苦痛”与“解脱”等的论述,还有关于“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中之悲剧”的论述和“宇宙之大著述”、“我国美术史上唯一的大著述”等评语,都是前所未有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13]
   至于《红楼梦》的美学风格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批俞运动”批判俞平伯的“怨而不怒”之后,红学界一直视为畏途,很少有人再认真进行研究,吴颖发表了《〈红楼梦〉的美学风格论纲》一文,首先指出了白盾20世纪50年代的文章对俞平伯的观点进行全面否定的偏激,又引述和分析白盾改革开放后的一篇文章勇于修正自己部分观点的实事求是学风和其文章的某些有价值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展开他对《红楼梦》美学风格的论述,首先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阴”“阳”、“刚”“柔”两对范畴,论述了清代的姚鼐用“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来作为文论划分的合理性;认为《红楼梦》的整体风格应归属于“阴柔之美”一类。接着展开对《红楼梦》的“阴柔之美”的风格特征的多层次的分析和论证,同时引了另外两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和《西游记》来作比较论述;又引述中国传统诗教的“思无邪”、“兴、观、群、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审美观念,结合《红楼梦》的实际展开对其“阴柔之美”的又一层次的分析,并举出晴雯之死和曹雪芹的继承借鉴屈原赋而为其主人公贾宝玉所撰的《芙蓉女儿诔》来作例证,以论证《红楼梦》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阴柔之美”的风格特征。又进一步结合引述汉魏唐宋以来的诗论文论,从“形象意蕴上”、“表现特征上”、“情感性质上”、“审美效果上”、“总体艺术构思上”乃至“自叙传”上等多个角度,论述《红楼梦》的“阴柔之美”的风格特征。最后指出《红楼梦》的总体风格是诗的,“是叙次委曲、节奏舒徐的,是沉郁顿挫、深刻细腻的,而且是容与回旋、摇曳跌宕的,因而,它具有荡气回肠、铭心刻骨、一唱三叹、百读不厌的美感效果”。这就是“《红楼梦》这样的阴柔之美的作品”“美感效果上的非凡特色”。[14]
   综上,吴颖从“人的主体意识”、“人道主义精神”、“启蒙主义精神”等方面,去概括论述《红楼梦》这部叙事文学巨著的整体的思想涵蕴的各个层面,这是颇有学术眼光的。这些方面,红学界此前几乎没有人接触到,起码没有人正面进行论述,吴颖是第一次提出这几个命题进行论述的人,尽管其论述还没有更充分的展开和深入,但应该承认是深具启发性的新观点,对于《红楼梦》研究来说,是具有开拓思路、开阔视野,多角度、多侧面来阐述这部古典文学巨著的思想涵蕴的探索性工作。还有如比较屈原赋和《红楼梦》的美学构成、人生哲理的探索,论述太虚幻境的描写在《红楼梦》人生哲理求索及小说整体结构上的重要作用。这些学术观点都是颇具新意的。对于《红楼梦》阴柔之美的美学风格特征的论述,更是体现出多角度、多层面的层层深入分析的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文论功底,其见解也是深具学术价值的。
   三
   吴颖红楼梦研究的另一个内容,是结合他自己的研究实践,力图校正当时国内红学研究的重心,使其从诸多泛滥的外学研究回到《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回到《红楼梦》的典型形象和思想内容、美学意蕴的研究。吴颖在这个方面发表了议论颇为中肯的文章,包括:《要加强〈红楼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读〈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宏观红学——关于红学突破问题的一个思考》、《红学和群众关系的若干问题——对于“红水泛滥”批评意见的思考》、《〈红楼梦〉电视剧的制作应接受那些教训——冯其庸〈看电视剧《红楼梦》及其他〉读后》。吴颖指出,红学研究领域自从50年代“批俞运动”到“文革”“评红热”形成其“理论定势”以后,一方面是庸俗社会学、庸俗阶级论占据着主导地位,也就是以研究《红楼梦》的“典型环境”为主,而研究《红楼梦》的美学意蕴、研究“典型人物”为主的学者则每受到“唯心论”、“人性论”、“修正主义”等帽子、棍子的严重打击而成危险地带,这也就导致了不少学者转向安全系数较高的考证性的“外学”,从而导致“外学”的某种程度的泛滥。这与红学领域的一些“权威”的指导思想也不无关系,比如,作为红学领军人物的冯其庸,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长文,列举的研究问题是:“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关于《红楼梦》的续作者的问题,关于曹雪芹的画像问题,关于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祖籍问题,关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关于《废艺斋集稿》的问题,关于曹雪芹的书箱问题,关于香山正白旗39号老屋的问题,关于后四十回的问题,关于大观园的问题,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问题,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的问题,关于脂砚斋的问题等等。”[15]吴颖对此提出他的议论,认为其所列14个问题有12个属于“外学”,而两个属于《红楼梦》本身研究的问题被排在第12和13,还不如书箱、老屋问题的重要。更为甚者,冯文所概括的“思想内容的问题”是:“关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的问题”、“关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关于哲学思想方面的斗争”。[16]吴颖指出这些还都应该算是“外学”,很难算是“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要加强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特别要加强从美学的角度对《红楼梦》的思想性方面的研究,同时通过公开的认真讨论,澄清许多有关的理论是非和学术是非,红学的研究才可望有个‘突破’。”[17]但是,红学领域的以“外学”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周汝昌甚至认为,“红学”就是“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这“四个方面”,此外还有“注解”等,这就是红学的特殊定义和界限;至于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美学价值”以至“人物性格”、“形象”、“语言”等等,那是“一般小说学范围”,“不属于红学的范围”。[18]这已经是干脆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吴颖认为这是红学主次的颠倒,正如海外的余英时所指出的,以“曹学”为主的“考证性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19]国内也有作家撰文调侃,说曹雪芹去“天国”参加在“牛角尖市”举行的红学研究会,有位OK博士考证出:曹的辫子长“2.1尺”,头发有“15563根”。[20]鉴于上述种种,吴颖提出“宏观红学”的概念,认为红学的中心应该是“评论性红学”,“按照我们的时代对红学的历史要求,已经需要强调和突出评论性红学,需要把重点转移到评论性红学上面来”,也即是“通过《红楼梦》本身的艺术分析和思想分析,从而对作品的思想的性质、倾向及其意义作出美学的和历史的阐释和评价”。[21]而且要有面向理论分歧的魄力和勇气,要通过平等的讨论辨明和清理30多年来的“理论积案”,同时,注重提高与普及,这样,红学才会走上“广阔的、辉煌灿烂的前途”。[22]此外,吴颖还就《红楼梦》电视剧的编导思路、指导思想、理论取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他的批评意见。[23]
   吴颖在上述这个方面的研究无疑是深具学术眼光的,具有宏观上的学术意义的。因为红学几十年来不是走庸俗社会学的“运动群众”的政治批判,就是远离《红楼梦》文本钻牛角尖去搞大规模的“红外线”研究,导致出现学界所严肃批评的“红水泛滥”等的“危机”。因此,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拉回到以《红楼梦》为中心,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宏观研究即评论性的研究,这是颇有学术眼光的一种理论定位的意见。
   上面所述,是吴颖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十余年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主要内容。吴颖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此领域,还有当代红学史批评。这样一个时期,尽管从总体的社会环境来说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但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学术研究的大环境还是逐渐向可以畅所欲言的方向发展着,对于吴颖来说,这是一个迟来的黄金时期,他的毕生追求文学研究的理想,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两三年初露头角,尔后便是长时期的受压抑,直到这个时期,虽然从人生来说已是过半百而奔花甲的迟暮之年,却有机遇可以实现他的文学研究的梦想,因而他也格外的珍惜,格外的努力,在他感兴趣的红学领域,一篇篇有份量独立思考的研究文章,可谓喷薄而出,其成就和影响,在学界是有目共睹的,在国内的红学领域,他可以说是自成一家。
   □吴二持
   摘自2017年第1期(总第54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8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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