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论粤东古文明——兼论“浮滨文化”相关的若干问题

引言
   潮汕先民及其文化,是由粤东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形成的。从大的地理环境而言,粤东地区由两道北东走向的山脉所环抱,其一为莲花山,另一为凤凰山。两山皆东、北起于粤闽两省界。而潮汕地区第一大河韩江,其上游即为闽西南的汀江。所以,粤东闽南之所以成为同类型的区域文化,完全是由于山水相连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
   就莲花山脉而言,其中释迦岽及大北山与潮汕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关系较为密切。释加岽在丰顺县东南部,属莲花山东南侧支脉,东北隔韩江谷地与凤凰山遥望,山上龙蟠寺称释迦庵,故名。海拔一千二百八十五米,山体庞大高峻,是韩江与榕江的分水岭。而大北山在揭阳市北部,在揭西、丰顺、五华三县境内。东起龙颈水库,西至五华县平安,南起北山电站,北至丰顺县境。因在榕江谷地之北,相对其沿海的大南山得名。榕江之北河即发源于大北山。而榕江谷地一直伸展至揭阳南部及于普宁北部的广太地区。此一地区,我认为是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期粤东地区先民活动的中心区域。考古学家于揭阳榕江流域发掘出土文物所称之“虎头埔文化”与“后山文化”遗存,就大量分布于此一地区。
   至于凤凰山脉,则为粤东地区之大埔、饶平、潮州、丰顺等县市边界,西北以韩江谷地与莲花山相望,东南至饶平的黄冈河谷地低山南麓与粤东沿海丘陵分野。最高处两峰相连,形似凤凰头冠,故名。而凤凰山脉之西岩山、大质山与香炉山,皆为韩江与黄冈河的分水岭(1)。故韩江与黄冈河之发源及其流域,是判然两分的。饶平浮滨区的塔仔金山和联饶顶大埔山两处墓地的出土文物,为“浮滨文化”之代表。而以地理历史及考古文化而言,此一地区既不属韩江流域,也不属榕江流域;严格来说,应称之为“黄冈河流域文化”。
   粤东地区之考古学研究,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饶宗颐先生发其端,与林德侯诸先生亲至榕江谷地的虎头岭、黄岐山等丘陵地带进行田野考古,及后著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一书,成为彼时广东省内第一本考古学专著。近年饶先生又倡导揭阳榕江先秦两汉考古,与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古史专家李伯谦教授共同策划,成立专业考古队进行挖掘并发表了一系列发掘报告。而潮籍两位考古学家:中山大学曾骐教授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诚研究员及其他学者,撰写了一系列相关的考古研究论文。总体而言,在过去五、六十年潮汕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此次揭阳榕江先秦两汉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本文正是根据这些考古成果并结合民族学的调查资料和有关历史文献,对先秦时期潮汕先民及其活动的中心区域与相关的古文明,进行一系列的探索和研究。
   一、榕江谷地与虎头埔文化及后山文化
   榕江源自莲花山脉与凤凰山脉,得两山之水挹注而成。榕江之主流源于陆河县凤凰山,流经陆河、揭西、普宁、揭阳、揭东、潮阳、汕头等县市,于汕头市牛田洋入海。长一百七十五公里,流域面积四千四百多平方公里。故以普宁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为代表的粤东闽南地区新石器晚期出土诸遗存,属于榕江流域文化,是确切无疑的。另一方面,榕江北河则源于莲花山脉丰顺县桐子岽,至揭阳砲台双溪嘴汇入榕江,长九十二公里,流域面积一千六百多平方公里。(2)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大量的新石器晚期遗存分布在此一区域,说明在漫长的远古年代,该地区成为潮汕先民活动和生活的中心区域之一。在此一区域的揭东县埔田镇车田村马头岽和新亨镇硕和村老鼠山各出土一件手斧石器。根据邱立诚、邓聪两位先生的考证,“这两件燧石两面修整石器,从石器器形下面形状、刃沿及修整技术,都与欧洲所见的典型手斧相当一致。从器类型学说,这种手斧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阶段。”两位先生并指出“就目前而言,中国学者报导发现旧石器时代手斧石器的地点除山西丁村外,还有北京、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吉林和广西,由此掀起了对中国手斧石器讨论的热潮(3)。”
   由此可知,榕江北河流域的揭东地区发现的两件旧石器时期手斧石器,是广东省迄今为止发现的具有典型手斧特征的两件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物,其意义实在非同凡响。同时也说明在遥远而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榕江北河流域已经有先民在这里活动和生活。
   粤东的地形,基本上是北高南低。榕江谷地之形成,就是由莲花山下的丰顺,向南渐次延伸至揭阳市,其中包括揭东、揭西和普宁。粤东地区新石器时期典型的出土文物,如早期的象山类型细小石器,20世纪80年代,就在丰顺的汤屋山有所发现,“采集到四件燧石石器材料,有人字形多边刮削器,多边凹凸刃刮削器和两片长薄石片,与南澳(象山)细小石器的材料相同,应属同一文化系统(4)。”
   象山类型之后,新石器后期的虎头埔文化与后山文化的典型遗存,都在普宁发现,而此两类型的文化遗存,在榕江北河流域的揭东和揭西,有大量而集中的分布,说明这个有山有水、有丘陵而地势平缓的榕江谷地,是新石器时期粤东先民活动及生活的中心区域之一。而比上述更早、代表着旧石器晚期两件手斧石器的出土地区(揭东的埔田和新亨),也同样处于此一区域,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根据曾骐教授和吴雪彬先生《揭阳榕江流域的后山文化》一文对粤东史前历史时期的大致划分,为:象山人(早期。郭按:应指新石器早期)、陈桥人(中期)、后山人(晚期)、浮滨人(末期)。该文指出“在揭阳境内后山人阶段之前普遍存在着一类以虎头埔窑烧作的饰几何形印纹圈足极矮的壶、罐类器物群为代表的虎头类型,它晚于韩江流域的陈桥人遗存(5)。”
   所以,根据曾骐教授等学者的意见,虎头埔类型被置于陈桥类型与后山类型之间。及后依照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在《揭阳的远古与文明》一书序中之论定,虎头埔类型、后山类型被提升至“虎头埔文化”与“后山文化”的层次。可见粤东考古文化已充分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
   虎头埔文化遗存位于普宁广太镇绵远村虎头埔南坡,1982年开始发现并初步发掘。2002年中为配合“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项目的开展,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峻博士为首组成揭阳考古队对虎头埔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共清理了新石器时代的陶窑十八座、烧坑六座和房屋一座,另发掘出一批新石器时期陶器和石器,其中包括小口鼓腹罐八件、重腹罐六件、折沿罐八件以及石三件。根据魏峻先生的发掘报告指出:“以虎头埔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分布在广东省东部和东北部的一种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新石器晚期土著文化遗存,可以称之为虎头埔文化。……以东北——西南走向的莲花山脉为界,虎头埔文化至少包括了榕江中下游地区和梅江流域这样两个中心分布区。”《报告》特别指出:“与虎头埔遗址的出土陶器相类似的古代遗存在整个榕江流域都有分布。例如揭阳市磐东镇的狮头崎遗址,梅云镇的浮丘山、猪腿山、石头村遗址,揭东县玉湖镇的鸡笼山、南面留遗址,埔田镇的金鸡岽、宝山岽、出米石、翁内山遗址,桂岭镇的圆顶山遗址,普宁市石牌镇的花鼓岩遗址,揭西县河婆镇的大庙山、北坑遗址等。这些遗址多位于相对高度三十至六十米的低矮丘陵或岗地的顶部,附近往往有一些小河或溪流流过。……现有考古资料显示,与虎头埔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器文化面貌相同的文化遗存在榕江中游冲积平原与莲花山山地的交界地带分布最为密集,这一区域应该是虎头埔一类遗存的中心分布区。在更南一些的练江中上游地区和韩江下游地区,这类遗存的发现则稀疏得多。(6)”
   魏峻先生《发掘报告》中所指之虎头埔一类遗存的中心分布区,实际上也就是我在本文前面根据地理学上所称之榕江谷地区域,说明彼此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后山文化,其遗址位于普宁池尾镇塔丰村后山南坡的墓葬(7)。出土陶器多属小型非实用的随葬陶器,但“创造出有提梁、双流注的鸡形壶,这是后山类型最具特色的陶器。造型独特的鸡形壶,在后山出土共七件之多(8)。”
   由此可知,鸡形壶在考古上遂成为后山文化典型的标准器。根据曾骐教授等考古学家的考证,后山类型的主要分布,其中心区域在揭阳东部,主要分布于黄岐山、新亨、曲溪、云路、埔田、砲台、霖磐、锡场和仙桥等地,榕江上游的丰顺也发现有后山类型的遗存。说明榕江谷地的北河流域的确是后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而其分布“波及东江、梅江、韩江及粤东西部沿海,远及深圳东海岸。(9)”
   另一方面,普宁池尾后山墓葬还出土十余件石锉磨器,邓聪先生指出是树皮布石拍,认为:“树皮布文化在史前人类衣服历史中,占有意想不到的重要地位。……普宁市池尾后山遗址,一举发现树皮布石拍十余件之多,同时伴出有大量的陶器,对石拍时代的断定提供了准确的依据,成为东南中国青铜器时代石拍发展历史探讨的热点(10)。”
   据之可知,后山文化时期,相当于中原夏文化后期阶段(新石器晚期,距今约三千七百至三千九百年),粤东地区尤其是榕江流域先民是以树皮布作为衣服的。可以说,树皮布文化亦是后山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点对研究粤东先民在此一时期的生活状态及其文化水平是极为重要的。
   于1986年出版的《揭阳文物志》曾对该县数十年来的考古成果及文物分布情况作了如下概述:
   “四十年代(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田野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据近二十多年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遗址遍及全县。砲台的陂林山遗址,地都油甘山遗址和华美乡陇埔遗址,埔山梅林坑遗址,白塔大盘岭遗址等,已出现釉陶、彩陶和铜器。……(11)”
   《揭阳文物志》所述新石器晚期该县出土文物的分布区域,大多分布在榕江北河流域,这与《揭阳文物志》出版后近二十年来粤东的考古新发现,仍然是一致的。从新旧的考古发现证明,以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为代表的粤东闽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其集中分布的考古遗存看来,显然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那就是由莲花山脉与源于此的榕江冲积而成的榕江谷地,其地势由北向南平缓延伸,从莲花山下的丰顺渐次向南伸展至揭阳、普宁。
   从地理上看,今揭阳仙桥至普宁广太地区同在紫陌山一线,既有平原地带可供农耕,又因濒临榕江,有水源可资灌溉,同时先民也可渔猎,因此是个适宜人类生活的有山有水有平原的好地方。
   以考古遗存来说,仙桥古溪山前村出土两柄牙璋,与中原及其它地方出土的牙璋一样,都是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礼器,也是地区文明的重要象征,其年代应在夏朝之际。
   我师饶宗颐先生在研究古史时专门考证过牙璋,他对仙桥山前村出土的两柄玉璋非常重视,于1999年曾亲至揭阳博物馆参观,及后在其所撰专文中还特别予以提及,可见这两柄牙璋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性。就饶师的专文记载现有国内外出土牙璋的资料而言,整个广东省的广大地区,就只有揭阳仙桥山前村出土的两柄玉璋。
   笔者认为,牙璋作为上古时期的重要礼器,因此,就其考古意义而言,出土两柄牙璋的揭阳仙桥地区,应是夏代时期粤东地区土著文明的集中地和群落的权力中心。而距其不远的普宁广太地区,出土了28座陶窑,显然是生产用具,以供人们生活之用。所以,可以说,在地理学上称为“榕江谷地”的这一地区,以揭阳仙桥的考古文明为象征,是新石器晚期(包括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物)潮汕先民生存和活动的中心区域。
   二、黄冈河谷地与浮滨文化
   根据《饶平文物志》的记载:一九七四年五月至十月,饶平浮滨区塔仔金山发掘商周墓葬五座。两处墓地共出土遗物三百多件,其中包括大量的石戈、石矛、石、石凿,还有石斧、石玦、石环、石磺和砺石等;同时还出土大量陶器,有夹砂红陶、黑陶和泥质陶。制法有手制轮制和手轮并制;器型包括独具本区特色的大口尊,共有三十三件之多,成为浮滨文化的标志类型之一。此外还出土大量的尊、小尊、壶、豆,还有盆、钵、杯和纺轮等。而且还出土包括玉玦残玉饰等玉器。尤其重要的是,在联饶区顶大埔山墓地还出土了一件早期青铜器。《饶平文物志》的编写者认为:
   “我县浮滨、联饶两地的墓葬群遗址及其遗物所反映的文化应早于以夔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阶段,其年代约在商代后期至西周前期。同类的器物在粤东和闽西南相继都有发现,但我县发现的比较集中和成套。推测在这一区域范围内,存在着一个有别于其他几何印纹陶文化系统的另一文化类型。目前暂称为‘浮滨类型’文化(12)。”
   饶平浮滨、联饶的出土文物引起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1983年考古学家何纪生先生鉴于这批文物在考古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指出:“浮滨文化是近年发现的青铜文化。(13)”——首次将《饶平文物志》当年暂时命名的“浮滨类型文化”,去掉“类型”二字,而使之提升至代表一种考古文化的层次。但1986年考古学家朱非素先生的论文认为“对这一类遗址和遗物暂且冠以‘浮滨类型文化遗存。(14)’”
   1993年,邱立诚先生以论文《先秦两汉时期潮汕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参与第一届潮学国际研讨会,文中正式提出“浮滨文化”的命名问题(15)。同年,我师饶宗颐教授在其《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浮滨文化遗存分布于粤东与闽西,恰巧是闽南方言的区域(16)。”——极为精关地点明粤东闽南这一独特区域文化的形成及其源流所在,以及浮滨文化与现今闽南方言区的密切关系。
   1997年,邱立诚先生、曾骐教授合撰之《论浮滨文化》一文指出:
   “目前,考古学界已取得共识,确认浮滨文化是指分布于粤东、闽南区域内的一处以长颈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等釉陶器与直内戈、三角矛、凹刃锛等石器和少数几种青铜工具兵器为基本组合的考古学文化,是南方地区中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强烈影响的早期青铜文化。”
   该文也指出浮滨文化“虽然受到中原及周邻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其地缘性与土著性十分鲜明。……出现携带戈矛等武器的武装力量,说明掠夺性的战争及抵抗外族集团侵犯的战争都较频繁地发生。因此,浮滨人的戈类较之周邻地区都要发达,尚武精神显而易见。浮滨人的制陶业较之粤东、粤北也有进步的一面,一是出现形制巨大的陶器,如大口尊;二是首先使用施釉技术,这是原始瓷的萌芽。这些情况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再者,一些不是实用的戈以及璋的出现,是礼仪权杖的显露,可知在浮滨人的社会中等级观念已相当明显。我们推断当时已存在一个浮滨王国(17)。”
   邱、曾二位上文的考证与论述十分重要。至于在揭阳等地发现石璋在礼制文明上的意义,饶宗颐教授早已多次撰文论述(18)。而对于“浮滨王国”的问题,饶先生极为重视,在其近年所撰《浮滨文化的石璋、符号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指出:
   “我以前见过浮滨大口尊,口沿每见‘王’字,曾提出与‘汉代南海国’或有关系的论见。(19)邱(立诚)君谓:‘饶宗颐教授认为‘王’的标记似乎表示浮滨在殷国之际曾经是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这个意见很有见地。浮滨文化的这批刻符,看来不纯粹是记数符号,肯定其中已有的具有指事的意义。”饶先生并以天文学之五星说结合《庄子•大宗师》等文献,指出浮滨陶器中之符号,“如果是作为五星的征象,浮滨在古代是一个王国(20)。”进一步肯定了“浮滨王国”之说。
   2006年末邱立诚先生以《再论浮滨文化》一文参加在香港大学举行的“饶宗颐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究会”。邱先生对浮滨文化的研究用力至勤,成果甚丰。该文进一步提供资料,证实“浮滨王国”的确存在,云:
   “浮滨、联饶墓葬有十七件陶器上共刻划十三种陶文或符号,其中一件尊的腹部刻划一个‘王’字,虽然我们还不能断然肯定这个‘王’字与现今的‘王’字同义,但从浮滨文化所显示的内涵(如礼制、武装力量、埋葬等级)和社会性质,浮滨王国的存在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21)。”
   浮滨文化遗存在粤东闽南地区有广泛的分布。在粤东,主要有普宁牛伯公山遗址。据考古学家推断,此处为粤东先民生活区,出土器物有釉陶器大口尊、豆,陶器尊、罐、带流壶、豆、钵、杯、釜、器座、支脚、梯形纹陶拍;石器则有戈、矛、镞、锛、凿、刀和砺石;饰物则有石环和玉玦,还出土纺织用的陶纺轮。而揭东地都油柑山墓葬也出土浮滨文化典型遗物:大口尊和纺轮,以及其他的壶、罐等。另一重要的遗址,则以揭阳山前村出土两件石牙璋最值得重视,这是浮滨文化时期粤东地区具有礼制文明的重要象征。邱立诚先生认为,这类型牙璋“主要流行年代为商代晚期前后,这与浮滨文化的年代十分吻合。福建(漳州)虎林山墓葬地也出土两件石牙璋。……牙璋在这一区域的出现,正是浮滨文化含有商文化因素的典型物证(22)。”其说甚是。
   此外,南澳东坑仔遗址也出土浮滨文化典型遗存大口尊和陶纺轮,以及其他器物陶壶、罐、器盖、支座、支脚和石器如锛、斧、矛、穿孔石器以及石纺轮等。纺轮之有陶制与石制,说明浮滨文化时期粤东先民纺织之普及。而粤东的大埔枫朗墓葬群出土大量陶器与石器,器物类型大体与普宁牛伯公山遗址出土相近但更丰富多样,而最典型的都是同样具有浮滨文化特征的大口尊和纺轮等。
   至于闽南出土浮滨文化遗存的主要区域,实际上就是处于凤凰山与莲花山东侧,与饶平、大埔邻界的南靖至漳州,以及云霄等地区。这一地区属于闽西南的九龙江流域。其中南靖乌仑尾遗址、狗头山遗址、浮山遗址、三凤岭遗址,龙海的枕头山遗址,还有极为重要的漳州虎林山遗址等等,所出陶器及石器与饶平浮滨、联饶墓葬遗物大同小异,大都有大口尊及纺轮,以及其他壶、盆、豆、罐、钵等陶器,还有戈、矛、锛等石器。而粤东揭阳仙桥山前村出土牙璋二件,闽南漳州虎林山也同样出土牙璋二件,形制虽有不同,但其具有礼制文明的意义以及同样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则一。至于饶平联饶墓葬出土青铜戈一件,与漳州虎林山出土青铜戈一件形制极为相近;而后者还出土青铜矛及青铜铃各一,显示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地区确已处于青铜时代(23)。
   从历史学的角度,笔者认为浮滨文化时期是继虎头埔文化及后山文化之后,粤东闽南地区古代文明的一次飞跃,其象征意义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地区与中原的商王朝区域,尽管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别,但粤东闽南地区显然亦跟随商文化进入青铜时代。说明这一地区的先民亦紧随中华民族的主体文明一同前进。
   2、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地区的出土遗存广泛发现纺轮这一器物,说明此一地区其时确已进入“纺织时代”。我认为其意义并不亚于“青铜时代”。因为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主要还是用于作战的戈、矛,是战争的武器。但“纺织时代”却显示其时社会经济和民生水平的极大提高。因为纺织品原料,在南方主要来源于种植桑蔴。桑叶可养蚕取丝,经纺织成丝织品;蔴丝则可织成蔴布。纺织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的先民告别后山文化时期的树皮布时代而进入“纺织时代”,其意义与本地区其时进入“青铜时代”同等重要。说明其时亦跟随北方中原商王朝的“纺织时代”,显示粤东闽南地区于浮滨文化时期在整体文明上并没有脱离中华文明大时代的步伐。而豆、榖、桑、蔴,前二者是食,后二者是衣。按照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规律,是先食后衣的。故既营桑蔴以纺织为衣,说明其时粤东闽南地区先民种豆、榖以足食,是理所当然的事。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地区有颇具规模的制陶窑,生产大量盆、钵、盂、杯、罐、釜、豆、壶、尊等陶制食具和用具,说明此地区人口不少。而食物多食具自然多,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3、衣食足然后知礼义。粤东、闽南各出土二件牙璋,说明其时此一地区在政治上的等级制度和祭祀活动已具有(受到商文化影响)礼制文明的客观存在。饶平浮滨和联饶的墓葬上明显的等级差别,充分说明了政治地位上的尊卑,反映了其时粤东闽南地区社会上实行礼治制度的事实。而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就是王。饶平浮滨、联饶出土陶器中,有一陶尊刻有“王”字,我认为拥有者以此地区“王者”自居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既受北地商文化的影响而进入青铜时代和纺织时代,又有四件牙璋显示此地区政治上存在礼制的观念。而夏、商以来,北方中原政权皆被王权统治,王制思想亦势必影响此一地区。北方的陶文、甲骨文、金文皆有“王”字,故饶平出土陶尊之“王”字,其涵义自与北方王权思想相同。这一点,我相信是毫无疑义的。而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地区出现一王国,姑不论称之为“浮滨王国”是否恰当,但其中心区域在饶平,却是肯定无疑的。
   为什么其时该王国的中心区域会在饶平呢?——我认为完全是地理政治的因素所决定的。
   如前所述,新石器晚期,粤东地区的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的中心区域在榕江谷地一带。其特点是由北东走向的莲花山脉,平缓向东南低斜,由榕江冲积而成的一片谷地,由丰顺向南渐次伸展至揭阳(包揭西、揭东)和普宁。其间有平缓的山岗和谷地,有小河和溪流,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至青铜时代,浮滨文化时期的饶平,显然亦具备与上述相近的独特地理特点。其“地处粤东沿海丘陵区,三面环山南流南海,中为黄冈河谷地。北部西岩山海拔一千二百五十六米,为县最高点。南部沿海为低丘和平原。黄冈河源于县北,南流经全境入海(24)。”
   所以,黄冈河谷地主要的地理特征几乎与榕江谷地完全一致:同处于粤东濒海的丘陵地带,北部一道山(榕江谷地是莲花山脉丰顺段的释迦岽,为韩江与榕江的分水岭;黄冈河谷地北部则为凤凰山脉西岩山,为黄冈河与韩江的分水岭),逐渐向南平缓延伸为谷地;一道水(榕江南北河汇流出海;黄冈河一河贯饶平南北全境)向南流,与谷地相辅相成。而榕江与黄冈河皆源于潮汕境内之山,与韩江之源于紫金县七星岽,又合并闽西南汀江之水,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实事求是而言,韩江流域、榕江流域与黄冈河流域都是粤东境内独立的地理单元。韩江流域源于紫金县七星岽,沿莲花山北麓向东北流经紫金、五华、兴宁、梅县、梅州等县市,至大埔三河坝纳入汀江后始称韩江,再流经大埔、丰顺、潮州市、澄海县,至澄海北港入海(25)。
   榕江南北河流域则流经陆河、揭西、普宁、揭阳市、丰顺、揭东、潮阳、汕头等县市,于汕头市牛田洋入海。
   黄冈河则源于凤凰山脉西岩山之大岽坪,至黄冈镇石龟头由柘林湾入海。所以,由黄冈河谷地所形成的饶平县,有其地理上的独特性:其东与福建省诏安县交界,北与大埔县交界,西和潮州、澄海二县市毗邻,南临南海。而境内东、西、北三面山脉围绕,形成天然屏障;南临南海,则可便利海上交通。地势北高南低,黄冈河贯穿全县,全长八十四公里,全流域控制了全县总面积九成。浮滨塔仔金山墓葬群、联饶顶大埔山墓葬群以及新丰宫科遗址、三饶鹧鸪堀遗址、新塘跳仔岽和后头山遗址、新墟虎地路坎遗址、樟溪马山湖遗址,这些遗址出土器物皆有浮滨类型特征(26),而全部处于黄冈河流域亦即黄冈河谷地。因此,所谓“浮滨文化”,确切地说,应属于“黄冈河流域文化”或“黄冈河谷地文化”,或者“饶平文化”。其实,浮滨区地方并不大,区内塔仔金山墓葬群距另一同时出土的联饶区顶大埔山墓葬群约二十余公里。一九七四年五月至十月,两处同时进行发掘,结果浮滨塔仔金山清理墓葬一十六座,而联饶顶大埔山则有五座。如果以墓葬数目论,则以“浮滨文化”命名原没有问题;但如果以此一时期为“青铜时代”论,则青铜戈在联饶顶大埔山墓葬出土,其象征性及重要性亦不言而喻。而浮滨一区地方极小,称“浮滨王国”(27)并不恰当,亦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包括整个饶平的黄冈河谷地,其地势北高南低,三面环山形成天然屏障,一面临海可便利交通,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之际(商中期至西周初期,距今约三千五百年左右),粤东闽南地区自成一国,其中心区域(亦即王都)在黄冈河谷地亦即今饶平地区,立国于此,有其安全的保障,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粤东的潮汕地区,其地理区域的名称是必须加以厘清的。如黄冈河流域仅有饶平一县,既不属于韩江流域,也不属于榕江流域,属于独立的地理单元。而韩江流域各县市与榕江流域各县市,除丰顺一县外,互不重叠,各不相同。而且韩江与榕江则有莲花山为分水岭,韩江与黄冈河则以凤凰山为分水岭。故诸江河源头不同,流域各异,所以韩江流域、榕江流域与黄冈河流域乃为各自独立的地理单元,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故粤东考古一定要与其地理特点紧密结合,有关考古文化之命名,一定要使用准确的历史地理名称,这样在学术上才更符合科学性和准确性。
   三、论粤东闽南于浮滨文化时期出现王国的相关问题
   如前所述,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地区曾出现过一王国,其中心区域(即都)就在现今之饶平县(即黄冈河谷地);其幅员应包括榕江流域、韩江流域和饶平、大埔东侧的闽西南地区,也即九龙江及其西溪流域。在上述这些山川相连互相毗邻的地区,在同一时期出现过具有极为强烈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同类型器物:釉陶大口尊、釉陶把壶以及釉陶豆等,“这类器物目前仅于粤东普宁县以东地区至闽西南(有出土),颇有地方特色(28)。”——这种生活用具乃至祭祀器物(如釉陶豆)的同一性反映了粤东闽南地区原住民生活习俗的同一性。由此推断此一地区生活着一个族源、语言、生活习俗相同的单一民族——我认为就是畲族。但无论汉人的典籍文献中对此一民族作何称谓,由其种姓决定其族源是判断此一少数民族的不二法门。因为蓝、雷、盘、锺诸姓氏,是构成畲族种姓的主要特征,这是其他少数民族所无的。因此,如果机械地寻求“畲”字起源于何时而研索其族源,是肯定不得其要领的。陈寿祺于清道光十五年修《重纂福建通志》,其卷三《风俗考•畲民》云:
   “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按:即少数民族之通称)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畲客。‘畲’字不见于史,各省诸苗,如仡佬之见《炎徼纪闻》,瑶僮之见《岭南杂记》,以及黎民、蛋户皆无称‘畲’者。《明史•地理志》中,畲字仅见于漳平县中有百家畲洞,距龙岩、安溪、南靖、龙溪、漳平五县之交,是闽地(西南)之蛮皆称曰‘畲’也。……畲之在闽,所谓被之声教,疆以戎索也。……长汀范绍质《瑶民纪略》亦言:以槃、蓝、篓为姓,三族自相配偶,不与乡人通(29)。”另据清同治六年李拔《汀州府志•丛谈》云:“汀瑶人,与虔、漳、潮、循接壤错处以槃、蓝、雷为姓,三姓交婚。”故知“篓”姓即为“雷”姓。此点极为重要。
   按上引《明史•地理志》所言有百家畲洞的漳平,以及畲人聚居的龙岩、南靖、龙溪诸县,皆处于毗邻粤东的闽西南地区,恰好位于前述大量出土浮滨类型器物的九龙江流域,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另据陈文衡《龙岩州志》云:
   “畲客即瑶人,岩属俱呼为畲客。……在岩者惟蓝、雷二姓,在平宁者有蓝、雷、锺三姓(30)。”
   又据薛凝度《云霄厅志》云:
   “(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泉、潮间民苦蛮獠之乱,佥乞镇帅以靖边方,乃以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政统岭南行军总管事,镇泉、潮间故绥安地(31)。”并引郡邑志中所存唐高宗总章二年《诏陈政镇故绥安县地》文,内中云:“泉、潮据闽、广之交,岭南为獠蛮之薮(32)。”
   据上可知唐高宗诏文中,直指闽南粤东地区的泉、潮二州乃“獠蛮之薮”。说明此处确为畲人传统的聚居地。陈政卒后,其子陈元光继任泉、潮守戌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一职,其上《请建州县表》中亦云:“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按:此乃畲族古代之民风民俗),原始要终,流移本出于(泉、潮)二州;穷凶极暴,积弊遂逾于十稔。元恶既诛,余凶复起,……诛之则不胜诛,徙之则难于屡徙。倘欲生全,几置刑措,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33)”
   据陈元光《请建州县表》所言,也确认畲人“原始要终,流移本出于(泉、潮)二州”,说明粤东闽南地区,确是畲人之族源祖地。
   陈元光受命继其父陈政之后领泉、潮军事以平獠蛮之乱,时在唐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3)八月一日(34)。二十八年后,即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十一月,“蛮寇雷万兴……纠党复起于潮,猝抵岳山。元光闻报,遽率轻骑御之,援兵后至,为贼将蓝奉高刃伤而卒(35)。”
   陈元光之子陈珦,于“开元三年(公元715)率武勇夜袭巢峒,斩前刃父贼蓝奉高,并俘其余党,迁州治于李澳川(即今漳浦县治)。二十余年,剪除顽梗,训诲亡民,泽洽化行(36)。”
   自陈政、元光及陈珦祖孙父子三代,近六十年间奉命率军平泉、潮二州獠蛮之乱,可见这个祖居于粤东闽南地区以姓雷、蓝、锺为主体之少数民族,其盘根错节之深、人数之众及力量之强大,致使唐朝军队用六十年时间与之浴血奋战,陈政、元光父子及无数之将士战死,始逼使粤东闽南人数众多之畲民逐步迁走。如陈元光《请建州县表》中述及对獠蛮“诛之则不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说明此前的强逼迁徙已实施多时。至陈元光被畲族首领蓝奉高所杀,四年后其子陈珦率军攻克畲洞,摧毁畲寨,杀蓝奉高并俘其众。陈珦为报畲人杀父之仇,其手段必异常激烈。畲民恐唐军斩尽杀绝,乃主动进行大规模迁徙,则是出于“求生”与“避死”的原因。于是乃从其族聚居的中心区域——凤凰山及其周边一带,逐渐向东北闽浙一带迁徙。吕锡生、王克旺《潮州凤凰山是畲族的发祥地》一文,对此有颇详细之叙述:
   “从唐朝开始前后近一千年民族大迁徙,他们由南而北,向闽、浙、赣人烟稀少的山区迁移。直到明、清之际,大多数畲族人民才在闽、浙两省山峡谷地定居下来,形成了与汉族交错杂居,‘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闽、浙两省就成为畲族最主要的住居地(约占全国畲族人口95%以上)。闽、浙畲族极其重视自己民族迁徙的历史和迁徙路线的记载。……从现在各地蓝、雷、锺三姓族谱(或家谱)中,都清楚明确地记载着自己祖先历代迁徙的‘行程簿’,对其迁徙的时间、地点、上辈人物都记得很具体。他们不管迁到哪里,都不忘记自己从原籍出来的路线,从未忘记那块祖坟、祖祠的发祥地——广东潮州凤凰山(37)。”
   为进一步印证广东潮州凤凰山一带为畲族发祥地的问题,我参阅了一系列地方文献尤其是相关方志。如《广东通志》云:
   “潮州府畲瑶民,……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居山中,男女皆椎髻跣足而行,……以刀耕火种……(38)。”
   上述言畲民“椎髻”和“刀耕火种”,与陈元光《请建州县表》中言泉、潮二州之土著“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是完全一致的。说明这个姓蓝、雷、盘、锺的民族自古以来就居于泉、潮二州,此正是粤东闽南之地。我认为在商周之际的浮滨文化时期,此地出一王国,其中心区域正是凤凰山下的黄冈谷地一带。
   清乾隆二十七年周硕勋所修《潮州府志》对唐以后历朝畲人与地方史事述之颇详。而饶宗颐先生总篡民国《潮州志》专辟《民族志》,其中据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参各县志,罗列出各县乡村其时尚存有畲名者,以觇旧日畲民分布于粤东的大体情况。因其具有具体确切的史料价值,兹录如下:
   潮安:饶、潮交界南武岽、河内塔山、归湖内山黎、碗窑、大坪均有畲。旧时登荣都有畲岭,东山有畲客乡。
   潮阳:旧竹山都有内畲(县北三十五里)、外畲(县北三十里),今无畲民。
   揭阳:旧蓝田都有后畲(县北三十里),盘溪都有南畲(县古三十里),霖田都有茅畲寨(县西三十里),清时尚有畲户,今无之。
   饶平:《饶平刘志》云:畲居于本县深山中之白沙塘、杨梅山、凤凰山、平溪、柘林、蔡塘等处。旧有新畲(县西南一百一十五里)、官头畲、桃仔畲(离合溪墟十余里)等乡均以畲名,又有锺处岭(在石村,属凤凰乡唐美社第六保,去合溪墟十三里)。
   澄海:《说蛮》、《南越笔记》、《广东新语》并云:澄海山中有畲户。今无闻。
   大埔:其小乡村以“畲”名者极伙,在城甲有畲里,维新甲有上黄畲、下黄畲,保安甲有黄畲角(附近有窑碗寨),岩上甲有下畲,永兴甲有棉畲(在郑石寮),长富甲有彭公畲,长治甲有岩背畲,三河甲有山客畲、桃子畲,大麻甲有锅子畲(在胜坑)、李子畲、曾子畲(在回龙乡)、湖畲(在经里),同仁甲有丘家畲、余水畲、百侯甲有留壶畲,白寨甲有新村畲,沙兰甲有五家畲(作吴家)、将军畲,源高甲有澄大畲、夏畲、九子畲;又有雷封村。其他以坪、、畲名者尤多不胜举。
   普宁:旧黄坑都有北畲(县西五十八里,在和安乡),铁山东有下溪畲(县东南七十五里),今马四乡有明畲等村,均存其名。
   丰顺:旧潘田社有桔畲(县东五十里),石坑乡有后畲(县南六十里),东里乡有畲洋树(县南六十五里),迳心堡有凹头畲(县西六十六里),白芒社(大埔县分割,旧属清远都)有下畲子(县东八十五里)、白芒畲(县东北一百里),又黄畲岽雷公坪、雷姑山,亦旧畲民所居。今惟风吹有少数民(共百余人,今丰顺第三区小胜乡第八保,距小胜六十里)。
   南山:山内旧有红口畲、大畲(旧属潮阳洋乌都)、蚁仔畲等村,今无畲民(39)。
   从以上史料可知,古代粤东地区畲民之分布,以饶平、大埔、丰顺为最多。如果结合闽西南最多畲民分布之云霄、南靖、龙溪、漳平及龙岩诸县市而论,则与浮滨文化时期粤东闽南土著民族之分布基本相同,而且都是以凤凰山下的饶平为中心区域。因饶平之北为大埔,其西为莲花山及凤凰山下的丰顺,其东则为云霄及南靖等闽西南诸县。此东、西、北三面群山屏障,且有居住其间众多之畲民拱护。饶平北面所在的西岩山一带显然处于凤凰山脉的中段,而黄冈河谷地既有三面山一面海这种独特而优越的天然地理形势,其时确有自成一国之条件。而此间出土浮滨文化时期刻有“王”字釉陶大口尊,就绝不是偶然的。这说明自上古的商周之际,乃至近代清中叶时期(以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为界限),饶平及其北面的凤凰山区,都是粤东闽南土著民族——畲族生活及聚居的中心区域。饶平明清属潮州府,现在属潮州市,所以其北面之凤凰山脉中段一般皆称为“潮州凤凰山”。因此,闽浙诸省之畲民,其祖先代代相传彼等之祖源来自“潮州凤凰山”,我认为其中心区域应在饶平北面的凤凰山脉中段,这是由于其地理形势所决定的。
   为了进一步论证潮州凤凰山一带为畲族之发祥地,我特别查考了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根据实地调查,浙江平阳县王神洞畲族《蓝氏家谱》记载:
   “唐光启二年,有盘、蓝、雷、锺四姓,共三百六十人,从广东由水路到福建连江马鼻登陆,其中盘姓一船被风飘流,不知去向,故至今无传。明洪武十三年移居福宁、浙江温州、处州等地。”
   又据该地《蓝氏宗谱》之族谱源流序中记载:
   “原籍为广东潮州府凤凰山(40)。”
   在闽浙交界的福建省宁德县,“畲族对于自己起源的说法都差不多,很多老人都能谈些传说中高辛帝、龙期立功和第三公主婚配事情,也知道他们的祖先是从广东来的(41)。”
   福建罗源县八井、横埭二村雷姓畲族,“传说祖先在广东潮州,后迁入福建兴化的莆田一带;明朝成化年间迁至罗源(42)。”
   福建福安县畲族遍布全县的崇山峻岭中,村庄一般都在半山腰上,且分布极为分散,一个村庄一般都是几十户人家。综合各种史册及家谱记载,畲族“祖墓葬于广东凤凰山”,其族众“至隋文帝时渐次移入福建,……从明代起逐渐散居闽东各地,由连江、罗源、寿宁,然后转迁福安、霞浦、宁德等县(43)。”
   福建福安县甘崇乡山岭联社的畲族民众,传说他们的祖先系从广东迁入福建汀州、福州,然后到福安。“又传说其始祖在深山打猎,为‘山羊’所伤,死于丛林中,死后,葬于广东凤凰山(44)。”
   福建福鼎县东与浙江平阳相接。该县有关畲族的社会调查极为重要。调查资料指出:
   “本县畲族并非土著,而是外省迁徙来。据说,他们的祖先最早居住广东潮州凤凰山,因生齿日繁,才散居雷州等地。其后,有一支徙往湖南长沙、武陵诸地。冯翊郡《雷州族谱》载:‘(高辛)帝以三公主招为附马,徙居广东潮州凤凰山,以后雷州之地封之,子孙繁衍,散居长沙、武陵蛮、交趾皆是矣’!至隋唐之间,又有一友从海路扶舟来到福建。《蓝氏宗谱》载曰:‘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锺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响导,由内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飘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到明季之间,有一支(由粤东)来福建,经闽南北徙连江、罗源、福安、霞浦,由福鼎折入浙江,这是陆路跋涉来的。……《高皇歌》亦记载曰:‘广东(徙族)人民达千万,……广东搬来去下□(闽南);……也有搬走去福州,也有搬走去罗源,也有搬走福宁府,……也有搬去浙江城’。在漫长的流徙过程中,每经过一个地方并没有全数迁走,迁走的只是一部分或是绝大部分,其余乃在原处安居下来。故迁移沿线,都有畲民住居(45)。”
   从福建省福鼎县畲族《蓝氏族谱》所记载的内容,与浙江平阳王神洞畲族《蓝氏宗谱》所述“康光启二年,有畲族盘、蓝、雷、锺曰姓,共三百六十余人,从广东由水路到福建连江马鼻登陆,其中盘姓一船被风飘流,不知去向,故至今无传。……又据《族谱源流序》中记载:原籍为广东潮州府凤凰山。”——可说完全相同。显示福建福鼎浙江平阳二地《蓝氏族谱》资料之可靠性,是完全可信的。
   福建霞浦县雷姓畲族,根据冯翊《雷氏家谱》所述:相传帝喾高辛氏时,雷氏先祖龙麒因功被封为盘瓠忠勇王,遂与公主缔亲。并因“广东潮州土地广,驸马有大功勋”,于是“解运国家钱粮往广东潮州督造王府。……帝允潮州三千七百户口免纳粮税,免征差徭。并敕御书、券牒宝印”。又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雷云增修《雷氏宗谱》,其《增修族谱序》云:“我雷氏系出粤东,来闽迁浙,或居霞浦,或处福鼎,移温、泰,或住平邑(46)。”
   上述史料透露了极为重要的讯息:系出粤东的雷氏先祖,在上古时期曾拥有王号及王府。这说明粤东饶平浮滨、联饶出土刻有“王”字的釉陶大口尊,是绝非偶然的。
   安徽省宁国县畲族也认为本民族有盘、蓝、雷、锺四个姓氏,但现在只有蓝、雷、锺三姓。“这里畲族与其他地区一样,广泛流传着盘瓠传说,……广东潮州府凤凰山是他们的发祥地。”根据侯法根、锺志亮、施联朱等人实地调查的报告指出:“经过我们对云梯公社雷、蓝、锺三姓祖辈迁来宁国情况的调查,证以《宁国县志》(民国36年铅印本)和《蓝氏族谱》,以上说法基本可信(47)。”
   浙江省散居着畲、回、满、苗等二十二个少数民族,总人口十五万多人。其中畲族约十四万九千余人(1980年底计),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3%。主要分布在丽水、温州、金华、杭州和嘉兴等地区,而以丽水地区为最多,约有七万多人,占全省畲族人口的47%。
   丽水畲族广泛流传一种说法,即他们的祖先最早是在广东凤凰山刀耕火种。刀耕火种开出的田称为“畲田”,所以被称为“畲客”;另一种“山客”的称呼也流传很久:因祖宗在凤凰山上居住,当地的老百姓就称之为“山客”。另据丽水张村公社惠明寺大队社员雷石童保存的《雷氏宗祠序》(手抄本记载):
   “我姓之源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凤凰山,原有大祠(48)。”
   江西省有畲族人口七千余人。江西太源和樟坪的畲人比较一致的说法,他们的祖辈传说是在福建汀州府迁来的。据同治十年(公元1871)所修《贵溪县志》谓“蓝、雷、盘、锺四姓,其先高辛氏畜狗盘瓠之裔,……流入贵溪者。南蛮之余,其所从来始末,失考。”另据贵溪县文化馆周沐照《江西畲族略史》谓“聚居在汀(州)、潮(州)一带的畲民忍受不了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被逼逐渐向闽南、闽中、闽东和浙南以及赣东北地区迁移(49)。”——明确指出福建、浙江、江西的畲族,乃来源于闽南(汀州)和粤东(潮州)地区。
   根据国家民委1982年所作的民族调查,全国畲族总人口三十六万八千余人,其中福建二十万八千多人,浙江十四万七千多人,江西七千多人,广东三千多人,安徽一千多人。根据我对《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提供调查资料的综合研究,居于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省占全国畲族总人口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畲族民众,无论族谱记载或口头传说,都肯定他们的祖先来自粤东闽南,而且几乎大部分都认定祖源来自广东潮州府凤凰山;反而占全国畲族人口不足百分之一的潮阳凤凰山畲民,说自己的祖先是从福建、江西迁来的——这一说法其实也没有矛盾。因为自初唐至中唐这一时期经陈政、元光、陈珦祖孙父子三代数十年率唐军进剿威逼,潮州凤凰山一带的畲民在进行长期激烈的抵抗斗争之后,为了避死与求生存,在这一时期几乎大部分畲族都被逼逃难,迁离粤东闽南凤凰山区一带。只有等至五代十国或北宋初,一部分才从福建及江西迁回潮州凤凰山区。故此间畲民之族谱有自福建、江西迁入记载,是可以理解的。自古以来,粤东闽南的土著民族尚武而畲悍好斗,是有据可考的。商周之际的浮滨文化时期在凤凰山下的饶平浮滨以及整个粤东闽南地区出土大量的石戈石矛,出土一些青铜器亦以戈矛为主,诚如邱立诚、曾骐二先生所指出:“出现携带戈矛等武器的武装力量,说明掠夺性的战争及抵抗外族集团侵犯的战争都较频繁地发生。因此,浮滨人的戈类较之周邻地区都要发达,尚武精神显而易见(50)。”
   这说明自古以来,粤东闽南地区的这一土著民族的尚武好斗,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根据文献的记载,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六0一)十一月,“潮、成等五州僚起事,旋平(51)。”
   上述史料显示在隋文帝仁寿初,潮州的畲民(即獠)已有武装对抗隋朝的记录。数十年后,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六六九)即发生这个以姓雷姓蓝为主的土著民族武装对抗唐朝军队的历史记载,唐朝竟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以大量军队加以围剿,并以陈政、元光父子二任主帅以及无数将士的生命,才逼使这个以姓蓝姓雷为主的土著民族,迁离这片世代祖居之地,粤东闽南从平原到山区,才完全真正落入中原政权之手。因为自秦始皇南平百越,继之赵佗南越王朝拥有岭南三郡,粤东闽南其时属南海郡;至汉武帝再平东南两越,迄至唐朝初期,我认为中原政权或中原人氏(如赵佗)拥有的政权,其时即使拥有粤东闽南地区,但我认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只是对平原地区才能进行有效的管治,凤凰山和莲花山的山区一带,仍然是姓雷、蓝、盘、锺土著民族的天下。畲族大规模迁离潮州凤凰山,我认为是在陈元光之子陈珦主理潮州军务的二十多年时间完成的。有关问题,前文已有述及,于此不赘。
   据现有文献涉及闽南粤东地区曾经立国者,则以《逸周书•王会篇》提及的“路国”为最早。
   《逸周书•王会篇》述周成王大会诸侯及四夷职贡之事。其中在述及东南夷方部分有“路人大竹”之句。《集注》孔晁云:
   “路人,东言之夷,贡大竹”。
   但路国究竟在东南何地呢?
   何秋涛云:
   “今福建汀州府武平县东北有露溪,一溪七湾,……又北入长汀县界,下流入汀水,至广东潮州府入海。汀、潮皆古闽越露溪,当即故路人国地也。大竹者,其竹之大异于常竹也。《一统志》载汀郡土产如竹锁、竹丝器及纸之类皆竹所为,故成王时以大竹充贡也(52)。”
   笔者在《西周的政治格局及其对周边的影响》一文中,对何秋涛认为西周初汀、潮二州之地曾建立路国并向周成王贡大竹之说,表示肯定(53)。
   及后,我在《论古揭阳与闽西南及赣南的关系》一文中,对上述问题作出进一步之考证,指出:
   “西周初期地处粤东及闽西南的路国,其姓氏族群,我认为仍应属于本地的原始土著——畲族。……拙文《潮汕族源考》(54)中,对此相关问题有较为详细之考证。我认为闽西南及粤东地区的原始土著畲族,自上古时期至唐高宗年间被陈元光父子领兵以数十年之追剿攻逐止,一直都盘踞在此一方土地上。畲族之种姓,上古时期以雷姓为大,粤东闽南方言中,雷、路二字读音极为相近。古代以姓立国,我认为畲族当以雷立国。故《逸周书•王会篇》中之路国,应是雷国之误。因其时畲族没有文字,周史官根据其方言读音将雷错记为路,是完全可能的(55)。”
   笔者根据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所附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清代学者杨澜《临汀汇考》卷三《风俗考•畲民》中,曾引长汀范绍质《瑶民纪略》以证畲人之种姓,谓“以槃、蓝、篓为姓,三族自相匹配偶,不与乡人通(29)。”——其中“篓”姓即为“雷”姓。可见畲族传统上蓝、雷、盘、锺四姓中,只有“雷”的读音及写法自上古以来稍有不同,显然是由路、篓、雷渐次沿变,以粤东闽南方言读“篓”,与北方方言“路”,读音极相近。而粤东闽南方言篓与雷读音也相近。由于雷在音义上较有气势,最后在中古时期始确定下来。故周成王时贡大竹之“路人”实即为“篓人”,“篓国”正为产竹之国。闽西南之汀州与粤东的潮州水陆相通,汀江是通过韩江流入海的。何秋涛说汀州盛产竹,拙文《论古揭阳与闽西南及赣南的关系》曾引用杨群熙先生辑编点校之《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一书以论证粤东闽西南自古以来盛产大竹之事实,该书云:
   “古潮州为粤东、闽西、赣南的土特产集散地,其中尤以竹木土纸居多。……潮州竹木多来自福建上杭、武平(属汀州,在闽西南)和江西寻邬、瑞金(属赣南)及广东平远、蕉岭、大埔、梅县、丰顺(属古揭阳和潮州府,地在粤东)等地,经潮州运销于韩江中、下游一带(57)。”
   拙文《论古揭阳与闽西南及赣南的关系》据之指出:
   “周成王时路(雷)国之人所贡之大竹,越三千年而至于今,仍然成为本地的土特产,可见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的伟大力量,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潮汕原始土著畲族在这片土地上,于西周时期已建有路(雷)国,确实有其历史依据。这对潮汕上古史的研究,有极为重大的意义(58)。”
   周成王之世属西周初年,与考古学上商、周之际的浮滨文化时期正相吻合。此一时期粤东闽南地区所建立之路(雷)国应为一王国。饶平浮滨、联饶出土的“王”字釉陶大口尊,有力地证明此一王国的确切存在,这是纸上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二重证据互证得出的结论。而这一王国显然就是以姓雷、蓝、盘、锺为主体的粤东闽南地区的土著民族畲族在上古时期所建立的政权。根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和国家民族委员会在全国进行的畲族社会调查,结果证明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占全国畲族人数百分之九十九的大部分畲民,都确认自己的始祖原籍广东潮州府凤凰山。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大量引用闽、浙、赣、皖诸省由专家和畲民联合对各地畲族进行的调查报告,就是因为这些有关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第一手资料,有力地证明了以雷、蓝、盘、锺四姓为主体的畲族,确是粤东闽南地区的土著民族。而这些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民族调查资料,充分证明只有畲族与粤东闽南地区自古以来存在着长期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历史上的古越族以及壮、黎、苗等南方其他少数民族所没有的。
   至秦始皇南平百越,戌军五岭,揭岭为其一,其地点应在丰顺县北部的莲花山脉中段。丰顺县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始置,主要割海阳之丰政都、揭阳蓝田都(揭岭即飞泉岭在内)以及饶平、大埔各一部组成。丰顺北部莲花山脉中段地理战略的重要性,在于其适处整个粤东之中部在此驻军,居高临下,可制四域。乾隆三年广东总督鄂尔达奏《请置丰顺县疏》对丰顺地势的重要性有十分详细之描述:
   “海阳县丰政都居邑上游,东亘饶平凤凰山,东北抵大埔乌槎山,西通揭阳县揭岭,西南邻邑治归仁都枫洋山,西北绕大埔县铜鼓嶂,北出嘉应州盘佗岭。周遭百里,万山围绕,叠嶂层峦,俨如城郭(59)。”——揭岭处莲花山脉中段此一区域,是确切无疑的。邱立诚先生也认为:“此揭阳岭(或曰揭岭)当为粤东平行岭之莲花山脉(60)。”——与拙见可谓不谋而合。
   正是由于秦戍军揭岭,占领莲花脉中段,以控制粤东闽南地区,故土著畲人只有更进一步聚拢于凤凰山区,并从此成为该族唯一神圣之发祥地。随着秦汉之后汉人之逐渐南移并大多生活于平原地带,畲人之活动范围被逼局限于深山密林之中。故两汉时期,以前出现过虎头埔文化、后山文化和浮滨文化遗存的平原及平缓山坡一带,自此再不见土著文化遗物之发现,其原因盖在于此。事实上,考古学的发现也证实了上述之论点。邱立诚先生《澄海龟山汉代遗址》一文指出:
   “就整个潮汕地区而言,汉代遗存的发现和发掘也不多见。已知的汉代遗址共计六十余处,其中唯一经过有计划发掘的是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迹。……龟山所出器物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器物比较接近,而与本地土著文化器物存在差异(61)。”
   由此证明秦汉之后,粤东地区的土著畲族,已聚居于凤凰山区。自此之后,粤东平原或丘陵平坡之处,不见其土著文化遗存,此乃由于畲族的生存环境已与先秦时期完全不同的缘故。这足以说明一个地方的原住民,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造成群体中心区域的改变,那么势必影响此一地区后世考古学上出现相应的变化。换言之:夏、商时期,土著畲人的中心区域在榕江谷地,所以才有考古学上的虎头埔文化和后山文化;而商周之际,畲人的中心区域在黄冈河谷地,因此始出现人们所称之“浮滨文化”;至于秦汉之后,畲人生活的中心区域在凤凰山区,所以榕江谷地、黄冈河谷地以及韩江三角洲,在考古学上就很难再发现他们在两汉时期的文化遗存。延至唐代,因畲族与唐政府的冲突造成长期的对抗,最后畲族被逼逃离凤凰山向东迁徙,族众分布于福建、浙江等省。至此,整个粤东、闽南地区进入以中原政权为主导、以北方移民为主体的时代。
   不过,笔者认为,在漫长的岁月中,作为土著民族,畬族也当然有自己的民族伦理、信仰、语言和风俗,正如本文所考证的,粤东(包括闽南)的古文明,实际就是土著畬族固有的文明。虽然在客观上其文明程度不高,而且也必然受到北方华夏文明的影响。因为前有春秋战国时期吴、楚、越三国对包括粤东在内整个岭南地区的经略,后有秦汉两次对岭南的统一战争。在漫长的岁月中,随着大批移民的南来,在华夏文明的主导下,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逐渐互相融合。
   笔者认为,以粤中、粤西而言,中原文化与原有土著瑶族文化互相融合,就逐步形成以广州地区为中心的粤语区及其独特的民俗文化;而中原文化与粤东、闽南的土著畬族文化融合之后,则逐步形成以潮、漳话为象征及其独特民俗风尚的粤东闽南区域文化。
   2017年6月22日修订
   □郭伟川
   摘自2017年第2期(总第55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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