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潮州的隐逸诗人

民族矛盾左右了元代诗歌发展的走向,直接促使了南北诗人的“排宋崇唐”风气。元初之北方诗坛出现了一股以恢复传统儒家诗学思想为主,提倡风雅,尊崇实学,为元代中叶诗坛的尊唐复古奠定了发展的走向。而江南诗坛,则脱却宋末江湖浮靡之习,呈现了一股或古直悲凉,遒劲向上,或闲适淡泊,自然清空之诗风,直承江湖诗派传统,表现出了江山易代之“黍离之悲”和不与新朝合作、“归去来兮”之遗民情怀。成为江南诗坛逍遥闲适、纵情淡泊之隐逸诗歌主旋律。他们行吟在江泽湖畔,构成了元代诗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潮州诗坛也不例外,元代严苛的政治环境和不公平的科举制度切断了大多数潮州文人入仕为官之梦想,使他们的内心产生了很深的抵触,因而,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山林。或寄兴山野,或讲学传道,或著书立说,过着不问世事,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选择隐居既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只可惜他们的大部分著作都没有留存下来。在现存的极少诗作之中,除了杨宗瑞、郭真顺的诗作偏于正统儒家入世倾向之外,其余诗人如陈牧隐、陈文瑶、陈野仙、陈与言、郑大玉、戴昌等,皆为避世隐士,其诗作大多为写景抒情,抒发隐居生活之情怀,与江南隐逸诗歌之主旋律一脉相承。
   陈牧隐,潮阳岐石里(今惠来县)人。宋海丰令陈原父之裔。陈作宏主编的《古今揭阳吟》称其“少博极群书,有时名。元季不造,遂隐不仕”。《潮州诗萃》《惠来县志》均收录其诗《题凤山古寨》。
   陈牧隐虽隐居不仕,但民族情怀不减。《题凤山古寨》一诗,就是在他登临凤山的时候,吊古之情油然而生,历史之风云化为心中的歌吟飘逸而出之作品。原诗如下:
   保障当年建义旗,凤山磐石绕阳溪。
   英雄战垒[1]今何在,万古鸦声[2]对落晖。
   南宋末年,宋帝昰、帝昺被元兵追至潮州。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不畏强敌,忠贞护国,正气浩然,潮州人民受其影响,张达、陈璧娘等纷纷率领义军奋起勤王。南宋亡国之后,粤东百姓纷纷举起义旗,奋起抗元。凤山古寨建义旗之事应发生在元至正年间,凤山古寨位于潮阳西胪西北部,榕江南岸。据《元史•世宗纪》载:“至元22年(1285)春二月,广东宣慰使云丹密实,以兵来招谕潮、惠二州郭逢贵等,四十五寨皆平。降民万余户,郡610人。”[3]凤山古寨当为其中之一寨。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远去了,然而登临凤山,高高飘扬的义旗仿佛仍在眼前。凤山古寨犹如磐石,任凭风吹浪打,巍然卓立。只是,回首当下,凤山虽然依旧,可是英雄战垒何在呢?此时此地,诗人难免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慨。夕阳西下,在诗人眼中,却只有万古之幽幽鸦声,对着落日的余晖,怎不教人潸然泪下。
   诗由写景开始,借景抒情,吊古怀今。先借“凤山磐石绕阳溪”之景,赞颂凤山古寨当年之英雄壮举,慷慨悲歌,大气磅礴。后借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昏鸦”之悲秋意象,渲染出一派肃穆、苍茫之古战场落日余晖斑驳景象。让人于沉重的历史氛围与肃杀之现实场景之中,去咀嚼天地正气之悲壮韵味,去品尝亡国之悲恸与万古悲秋之历史意蕴。对义军之赞许与对故国之眷恋,慷慨悲歌之豪壮与英雄末路之无奈蕴含于字里行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诗人复杂之内心世界和苍凉悲怆之个性形象。颇具元代隐逸诗人诗作之时代特征。
   陈文瑶,元末潮阳大坭心江(今惠来县)人。隐居华古岩(在黄冈山)。惠来县志称其因“元运不造,隐于华古岩,多所题咏”。《潮州诗萃》收录其诗《石穴洞天》《华古小隐》《梅岩图景》等五首;翁辉东《潮州文概》收录其诗《石穴洞天》;陈作宏主编的《古今揭阳吟》收录其诗《尖石趺坐》等五首。
   陈文瑶“多所题咏”,只可惜至今存世诗作仅上述五首,不过,就此五首,读者也不难窥其全豹。
   陈文瑶的诗歌描绘的主要是山川景物,借景物的描绘抒发隐居生活之心境、情趣,抒写自然山川,一吐心中块垒。其隐居生活之心境、情趣是繁复而多层次的,纠结而矛盾的。
   其一,闲适落寞之无奈与啸傲山林之愤慨心境。
   华古岩位于大南山东麓,始建于元至顺元年(1330),由僧人释碧主持兴建。为诗人隐居之处。岩后群峰叠翠,古木参天。有狮、象两山,中间有山泉飞瀑,长流不息。元末隐士何野云也曾留足岩中,并题写“山势突兀名华古,胜迹永留南山上”的诗句。隐居于此,每日与之为伴的是“古洞云深石径幽,寒泉漱玉涧中流”(《华古小隐》)。生活虽然恬静清幽,然也十分孤单落寞。“闲来试放逋翁鹤,刷羽千峰独唳秋。”(《华古小隐》)[4]闲来无事,效仿宋代隐逸诗人林逋,开笼纵鹤,看鹤飞入云。然鹤虽羽刷千峰,超然远举,只不过“见秋之悲气,亦难免发凄唳之声,可见河山沦亡之戚,仍深蕴其胸”[5]。山河沦亡,肃杀寒秋,睹物及人,不觉黯然神伤。蔡起贤先生之评语颇为中肯。可见,隐居生活虽然自足适意,然并非诗人本意,故心境依然落寞、无奈。
   然而,避世隐居的闲适恬淡既然是一种无奈的妥协,落寞无奈之内心深处必然澎湃着啸傲山林的无声反抗,《登金刚髻峰》表现的正是这样的心境。
   振衣应万仞,独坐觉神怡。
   眼阔沧溟窄,步高碧巘低。
   中天空楼阁,南极度虹蜺。
   长啸青云起,遥连五岳齐。
   行走山林,登高望远,不仅“独坐觉神怡”,眼界、心胸也为之豁然开阔。于是,心中蕴积之对当朝的怨愤化作一声长啸:“长啸青云起,遥连五岳齐。”
   其二,避世之怡然自得与出世之慎独静修心境。
   诗人生活的地方到处花香鸟语,没有市井的喧嚣,没有官场的倾轧,“到处摩崖探白云,小山花鸟度深春”[6];也不用去与异族统治者严苛的政治制度直接碰撞。隐居山林,与世无争,“秦皇空有坑儒计,不及岩泉打坐人”[7](《石穴洞天》)。这种心态,固然有消极避世之鸵鸟心态成分,然而,铁蹄之下,舍此又何能怡然自得呢?
   然而,消极遁世,怡然自得并非诗人隐居之初衷,桃花源式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也非诗人隐居之诉求。因而,“穷则独善其身”之慎独静修便是诗人人生价值的另一种追求。精神境界之修持明确之后,人生之努力便有了新的指向。于是,“重华去后谁相与,一片栖云卧岁星”,诗人的隐居便成了与山林相伴之“乾坤老此结寒盟”(《尖石趺坐》)。不过,诗人虽然是隐遁山林的一片栖云,却不与晨钟暮鼓为伍,也不与捣药炼丹为伴,《梅岩图景》可以为证:
   欲晴欲雨霭溟濛,一朵梅花深谷中。
   寒鹊也应知此味,六花飞散唤东风。
   深谷中的梅花是诗人的自况,也是诗人人生价值的自许。诗人之隐居,既在于避世躲祸,更在于“六花飞散唤东风”,在于“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诗句)。
   陈文瑶的诗同样以写景咏物为主,借景物而抒发隐居之情。以咏物而自况,景物的描写便有象征的意味,如翁鹤,如梅花。咏梅之作《梅岩图景》,明显带有陆游《卜算子•咏梅》的印痕。
   陈野仙,号硕隐,潮阳岐石里(今惠来县)人,陈牧隐从子。元隐士,以诗文自娱。《潮州诗萃》收录其诗《九日登高》《宿乌石》《题石梅》;翁辉东《潮州文概》收录其诗《九日登高》《题石梅》;陈作宏主编的《古今揭阳吟》收入其诗《登乌石》等五首。
   陈野仙的诗同样是写景咏物,然他抒发的隐居之情更多的是陶渊明式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闲适恬淡之情。如《九日登高》:
   黃菊籬邊已放花,摘來盈把泛流霞。
   振衣直上岡千仞,問酒須逢麴幾車。
   囊裏霜萸拌盡醉,坐間秋色轉無涯。
   等閒啼鳥煙林外[8],续续溪流淘白沙[9]。
   “黃菊籬邊已放花,摘來盈把泛流霞。”重阳时节菊花盛开,登高远眺,赏菊花、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乃历代诗人之赏心乐事。诗人携酒登山,看“等閒啼鳥煙林外,续续溪流淘白沙”。霜萸拌酒,痛饮终日,秋色流转,尽醉未休,以诗言志。可谓“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杜牧诗句)。《登乌石》《宿乌石》抒发的也是隐居山林,重返自然,“优游云外山,缥缈翠微间”(《登乌石》),“仙翁炼药乘云去,云自高飞鸟自啼”(《宿乌石》)不问世事,悠闲恬淡之情。
   登高望远,走向自然,用诗酒的形式与山林对话,倾吐心中块垒,寻找心灵之慰藉,是诗人隐居生活的一种常态。而作画题诗同样也是诗人隐居生活的一种心灵寄托。《独坐》《题石梅》表现的正是诗人的这样一种心态。如《题石梅》:
   块然片石长苔痕,谁种天然太极春?
   欲向花神问消息,疏枝无语自黄昏。
   石梅秉性孤高,生长于石隙之中,只要有“块然片石长苔痕”之缝隙,便可生长。因而明代诗人李杰有诗赞曰:“仙馆高寒地,孤梅石罅生。”石梅性本孤独高傲,鄙夷世俗,不问世事,默默无闻,执着于一己之人生理念。“欲向花神问消息,疏枝无语自黄昏”,既是石梅的形象,也是诗人的写照。借石梅题诗,寄托一己之人生志趣,正是《题石梅》之题旨。
   陈野仙的诗长于写景状物而不着个人痕迹,物我相融。《题石梅》末句“欲向花神问消息,疏枝无语自黄昏”,颇有王维《辛夷坞》的“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之韵味。是陈野仙诗作长于元代其他潮州隐逸诗人之处。
   陈与言,潮阳岐石里(今惠来县)人,陈野仙之弟。元隐士。《潮州诗萃》、陈作宏主编的《古今揭阳吟》均收录其诗《凤山钓矶二首》。
   隐逸诗人缘在自然山水,高山大川的描写,田园风光的浅唱,江海湖畔的行吟是他们隐居生活之写照。而陈与言江海湖畔的行吟更着重在于钓鱼情趣,其存世诗作《凤山钓矶》钓的正是这种隐逸情趣。
   潮阳岐石里(今属惠来县)背山面海,南部有凤山,三面环水,与后汛村南的山丘,隔水相望,并称双凤,乃自古文人雅士隐居垂钓之胜地。元代诗人陈牧隐,与其从子陈野仙,野仙之弟陈与言,便隐居于此。陈与言寄情于渔郎、钓者,于是有《凤山钓矶》二首存世。
   一曲沧浪欸乃间,数声清彻凤山湾。
   世多俗客忙相逐,天许渔郎剩得闲。
   潮汐回旋绕凤山,临流把钓自安閒。
   渔矶夜夜歌明月,谁道遗民去不还。[10]
   陈与言寄情江海,其诗也以抒写江海渔钓生活为主题。纵情渔钓,快意江湖。欸乃之间,一曲沧浪,“可以濯吾缨”,“可以濯吾足(见《楚辞•渔父》)”,响彻平静的凤山湾,回响于天地云水之间。逍遥自在,奔放飘逸。没有市尘的喧嚣,没有世俗的烦扰,超然于山水之间,这也许是老天赐予的福分。尽管潮汐回旋,暗流奔涌,然而,垂钓的渔郎临流把钓,安闲自若。渔郎于江海中垂钓的逍遥快活,安然宁静心境,正是诗人寄情于江海,寻求超然物外隐居生活的精神追求。然而,于“渔矶夜夜歌明月”之中,难道诗人心中的那一丝遗民的情愫就完全消失了么?而这,正是元代隐逸诗人共同的时代心理特征。
   诗描写凤山渔郎垂钓画面,由动入静,迷蒙飘逸,饶有余味,颇具特色,与柳宗元的“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有异曲同工之美。
   元代之统治者,采取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排斥汉族文化,断送了大多数汉族学子的仕途之梦。迫使他们选择远离官场,遁入山林,不问世事,以作无声之反抗。潮州之学子亦然。走向自然,返璞归真,在山林中寻找心灵之寄托与人生之价值,便成了元代隐逸诗人之文化心理取向。元代诗坛隐逸之风的盛行正是缘于这样的文化心理基础。文化心理趋向一定程度地决定着诗人的审美倾向,因而,潮州元代隐逸诗人的诗作,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时代印痕。就现存的诗作来看,艺术境界并不算高,摩唐仿宋痕迹犹在。在审美趣味上,逍遥与闲适之中交织着落寞和无奈,宁静与淡泊之间隐含着失望和不满,既没有陶渊明的闲适澹泊,淡雅秀美,也没有王维的静寂空灵,幽邃禅趣。这固然缘于诗艺与境界之差异,也因时代赋予之遗民情结所致。
  
   □翁奕波
   摘自2017年第2期(总第55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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