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之家被日寇毁于一旦——《乔梓集》述介

《乔梓集》是潮籍旅港知名学者林莲仙教授控诉日寇侵华的滔天罪行,沉痛怀念遭灾罹难家庭的悲惨境遇而编著出版的。
   林莲仙祖籍潮安县庵埠镇,生于1920年,194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67年为香港大学文学硕士,197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学院等多所大学教授,又受聘为印度尼西亚大学、泰国法政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的访问教授。她博学广识,治学严谨,除出版文学、史学方面的书籍外,更多的著述是语言和声韵学的研究成果。书法造诣很高,熟谙楷、行、隶、篆体笔法,多次举行书法作品展览[1]。
   《乔梓集》并非林莲仙的著作,而是她选编父亲、姐姐及两个弟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书札、日记出版的。日寇侵略中国,穷凶极恶、血债累累。飞机的狂轰滥炸,使无辜平民血流命丧;攻城掠地,烧杀劫夺,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惨不忍睹。而林莲仙家人的书札、日记,从局部或侧面记述这无可置辩的历史真实,令人心碎的是林莲仙家人为了逃避敌人入侵与敌机轰炸,流离转徙,几经周折,而最后要回归故里的迁徙,却意外地遭遇到一场家破人亡的毁灭性灾难。
   《乔梓集》开头刊发林莲仙写的《序》,国仇家恨,令她情感喷发,悲愤交集,用各种历史事实,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惨绝人寰的血腥行径,给中国人民与每一个家庭带来悲怜的凄风苦雨。林莲仙一家原来靠当军医父亲(林舜阶)的工薪收入,维持正常平静的生活,但日寇侵华以后,家人要随父亲的工作变动在战乱中东奔西逃,漂泊流荡。林莲仙父亲有良好家风,关心孩子成长,重视对儿女的培养,在艰苦的环境中,父亲没有让孩子失学,不准任何儿女荒废学业。除要求他们学好课内,还千方百计抽空给离子讲授古诗、古文,让孩子获取丰富的课外知识。她父亲古文功底厚实,不仅古文观止、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唐诗等很熟悉,还能给儿女讲解。他还严格要求儿女勤写日记、家书,林莲仙在《序》中写道:“写日记和勤作家书,那是我们家规。我们姐弟四人,一踏上中学阶段,就得天天作日记,离开了家庭就得勤写家书。这是培养写作能力和练习毛笔书法之法。”严格和优良的家庭教诲,儿女们都铭记于心,锻炼品德,长进学业,成果喜人。1945年抗战结束时,林莲仙已在中山大学大学毕业,她姐姐林蕙仙(比她大两岁)在中大教育学院毕业后留校当讲师,长弟林本棫就读于中大工学院,次弟林本补考上了中大医学院。她父亲苦心经营的家庭眼看已是阳光灿烂,鲜花绽放,前景无量。然而所谓祸福相因,突然晴天霹雳,迅雷不及掩耳,无情灾难从天而降……
   林莲仙怀着锥心之痛,在《序》中详细记述这一灾难的来龙去脉:抗日战争末期林莲仙姐弟几人随中山大学从云南搬迁至韶关、曲江。但日寇在灭亡前夕仍拼命作垂死挣扎,加紧攻打学校所在地,学校停课,学生疏散,林莲仙姐弟便搬迁至梅州跟父亲一起。没隔多久日寇投降,抗战胜利,许多原来因战乱迁居客地或游离失所的人纷纷回归故里。林莲仙的姐姐林蕙仙在中大工作,两个弟弟在中大就学,他们急需回校。但当时汕头到广州陆路没有通车,一般是坐船到香港后再由樟木头转坐火车。恰好九月底有汽船祯祥轮由汕头开往香港,其父亲就安排林蕙仙带两弟趁轮赴港。但该轮船是从旧政府接收过来的,事前也未经检验且收客超载,船未出妈屿,就发现锅炉出故障,本来可泊岸海丰检修,但乘搭该船的一位地方专员,声称要取道香港往广州开会,带着妻子和大堆箱箧,还有勤务兵保护,他说海丰多盗贼,而不让海轮泊岸。船长雇来两艘渔船,即可以帮拖海轮,又可分散一些超载搭客。但那专员倚仗权势,独占一艘,用以载自己的人和物,更可恶的是他还把大批搭客从顶舱赶到底舱,其中有许多是中大学生要回校复学的,林蕙仙及两弟都在被赶之列。专员的勤务兵就在那里守哨。夜幕降临,天气变化,两艘捆绑在一起并排拉动汽轮的渔船,看来力量有限。那专员为图自己的安全快捷,砍断捆住两渔船的缆绳,独自驾自家使用的一艘离去。祯祥轮却因此失去平衡,在风急浪高昏天黑地的茫茫大海中,又因动力不足的汽轮终于被海浪所吞没而沉入大海。林蕙仙及两弟、一批中大学生与搭客顷刻之间都埋骨海沙。这骇人惊闻的恶讯,这五雷轰顶的噩耗,对林莲仙父母及她本人,不是被炸晕就是被吓眩。莲仙父亲林舜阶共生九个儿女,大蕙仙、次莲仙三与四是两个男儿本棫、本朴,以下是五个女儿,最小的女儿还嗷嗷待哺。蕙仙姐妹与两个弟弟都已长成,他们是家庭的柱石和希望。十多年来,林舜阶对四个较大儿女的栽培,可谓呕心沥血,倾尽力气。蕙仙在日记中写道,她们五岁时父亲就抱她们坐在腿上,教读千家诗,几个月后,她们就都会背诵。四个儿女能如此健康成长,家庭教育居功至伟。转瞬之间,四个将成才的儿女,被海难夺走了三人,做父亲的心灵的伤痛,精神的摧残,不言而喻。林莲仙的《序》对父亲所受打击和苦痛,没有多作描述,只说他父亲归于田园,海难五年后去世,享年57岁,《乔梓集》中刊出了他对儿女的祭文。海难之后林莲仙心灵创伤和悲痛自不待言,家庭生活的压力和担子必然从父亲身上转到自己肩上。从她的学术研究和事业成就可见,姐弟海难并没有把她压垮,反之使她更加振作起来,奋力拼搏,既勇挑家庭重担,又用功于事业。《乔梓集》的出版是1980年,距那次海难三十多年,她在《序》中提及,她的妹妹都已读了大学,足见她对家庭的尽心尽责。她抗战胜利前中大毕业,为什么至1967年才得硕士学位,大概因当时家庭负担超负荷,鱼与熊掌二者不能得兼。但她对父亲和姐弟三人的书札、日记,二三十年耿耿于怀,一直抱在身边,因为家教、家风,父亲的心血、姐弟的成长、家庭的福与祸、日寇的滔天罪行与人民的灾难等,都写在里面,一定要披露出来。林莲仙在《序》中写道:“《乔梓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人民生活的传真,又是抗战时期我家的断代史。”但这个家庭“断代史”至关重要的一项,是她海难姐弟三人无法在书札或日记写上去,必须由林莲仙在《序》中补充的,那就是日本鬼子与国民党反动官员迫使他们姐弟遭遇海难,葬身大海,使幸福家庭毁于一旦。回顾昔年若不是日寇侵华,他们姐弟在广州中大读书或工作,平平安安过日子,何用因战乱东逃西徙,流离他乡,如此罹难?若没有那个反动官僚在船上徇私作难,祯祥船一定要沉没大海吗?正因为日寇侵略中国,改写了他们的家史。
   《乔梓集》的内容编排,首先是林舜阶的文章、书札,其次是林蕙仙的日记,然后是林本棫、林本朴的日记。父亲林舜阶的文章,开头篇目为《虎口余生记》,记述被日寇的追杀,内容很长,主要痛斥日本强盗阴险毒辣谋害中国人民,也讽刺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在强敌面前抱头鼠窜。家书不多,有不少被儿女的日记引录,故没有单独刊出。两个儿子的日记都是是中学时代所写,数量很少。《乔梓集》共约二十多万字,父亲的文章、书札及两个儿子的日记共约三万字左右,而林蕙仙的三百多篇日记不少于二十万字,几占全书的九成(因集子是毛笔字影印本,无法准确统计数字)。可以说《乔梓集》的价值、意义,很大程度取决于林蕙仙日记的水平高低与质量优劣。
   林蕙仙是长女,自小就很懂事、听话,性格温厚、善良,六岁就能背诵整本千家诗,深得父亲疼爱。抗战初期,当医生的父亲在虎门任虎门医院院长,她跟随父亲居住虎门,那个时候,日寇的飞机经常到虎门轰炸,每当敌机到来就响警报,群众听到警报声就似惊弓之鸟,拼命跑到郊外四野逃避,敌机就在虎门镇的上空狂轰滥炸。林蕙仙日记的第一部分“避难日记”就着重写在虎门亲身经历和耳闻目见敌机轰炸虎门的凶残与百姓受害的惨痛。她记述目睹残肢断腿鲜血淋漓的伤员被送到父亲的医院,忍不住热泪盈眶,心如刀割。而在郊外避险,听到市内的炸弹声,机枪扫射声,她就心惊脉跳,那些受害平民的血淋淋形象会立即浮现在她眼前。正由于她直接感受到日寇的残暴与战祸的灾难,所以她从虎门避难到香港时,马上往香港的“难民营”关心难民的生活状况。此时她还是一个中学生,但对人民爱、对敌人恨的爱国主义思想已在她心中形成并浸透在她的日记里。
   林蕙仙日记的第二部分是“读书修学日记”,这是重点部分,是1939年她进入中大师范学院教育系读书以后的日记。这部分分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当时因日寇入侵,中大已搬至云南澂江,那里比较偏僻,信息不灵。但学校每晚都来新报纸,蕙仙坚持天天读报,尤其关心家乡抗日战争大事,并把重要消息写入日记。她在五月九日(1939年农历)的日记写道:“汕头被灾最惨,死伤平民数百,幻想那些残臂断肢的同胞与灾区一片瓦砾荒凉的情况,真令人不寒而悚。”她对日本强盗在其他地区的残暴肆虐,同样深恶痛绝。她在日记中记述:“一位重庆籍同学接到家庭信说,重庆五月三、四两天(1939)遭敌机狂炸,大火延烧廿四小时,薄暮尤甚,天际通红,隔江远望火舌高出山峰数丈……死伤枕籍,无法施救,令人读之泪下。”这些日记充分表现她忧国忧民,爱国爱乡的优秀品质。
   澂江是云南的一个小县,经济不发达,环境较差,学生生活比较艰苦,如早上的洗脸水要由校工从小泥塘里挑来,有时还见小虫在水中游动。洗热水澡就更麻烦,首先要自己用盆子取水,然后找热水锅装下(因热水锅有限,要轮流使用),再生炉火烧水。有时碰上柴湿,老半天才烧燃,这个热水澡要经三小时才能洗成,正常情况洗个热水澡也要花费两个小时。上课的教室也因陋就简,有个庙宇叫“五灵庙”,因为比较宽敞,就被辟为多个教室。伙食也较差。面对较为艰苦的环境,林蕙仙在日记中写道:“严格要求,刻苦锻炼,自励自律”。曾一个下午是英语课,教室在距宿舍五里远的“五灵庙”,天气很冷,又下雨路滑,她和几个女同学就偷懒旷课,全班去上课的只有数人,科任教师罗赛尔夫人为此大发雷霆,愤慨说:“即便你们只来一个人,我也要上下去,直到我死去。”蕙仙听后深感内疚,她在日记说:“听了以后我难过得要流泪,一个美国的老太婆跟我们到这里受苦,她尚如此尽责,我们岂可因怕苦而逃学,我在悔过。”此后再没有缺课。她还不断总结读书经验,科学安排学习。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读书法则:白天无课时应坐图书馆读参考书,倦则阅杂志与有关教育文学时事之类。饭前饭后阅读报纸,晚间作日记,英文及阅其他课外社会科学书籍。”
   林蕙仙有条不紊地学习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她能助人为乐,为集体做事尽心尽力,深受同学的敬重和喜爱。学院和年级曾多次举行作文和文言文比赛,每次都是她第一名,同学和老师赞扬她,她似很不好意思,羞怯地说:“这是父亲教训的。用今天的话说:这是家庭教育的功效。从她的日记可见,读初中时父亲就指导她读古文观止、史记、春秋左氏传、资治通鉴等古籍名著,中大国文系教授阅过她的作文,说:“一眼就看出是很有文学根底的写作,非有锻炼者不能写此。”在报名进大学时,她需交一篇作文,此文被收入日记,题为《论整理本国文化》,三千多字。文章引用了不少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材料,即使今天中文系的毕业生,也少有几人能写有此质量的论文。蕙仙回忆小时“父亲为我们姐弟学问,不惮烦劳,晨昏训导,口讲指划,得有今日成绩。”她的日记还录下上大学后父亲的来信指导:“读书方法,第一在择善本,多读、多写、多作,目到、心到、口到、手到,勉行不及利行,利行不及安行;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初觉困难,习惯便成自然,迨寻出箇中兴趣……”他指导蕙仙作文:“宜抱定一中心思想(即题旨所在),然后以此立论发挥,切忌散乱芜杂。至于文之通顺气韵,则在熟读名著,贵熟不贵多,若能取欧苏或桐城三二十篇熟读,高低抑扬,节奏务使合节,则一旦豁然贯通……”蕙仙每隔数月必把日记寄给父亲,让父亲了解她的学校生活,有的放矢地进行家教。她还经常阅读曾国藩家书,父亲对她的关怀教导以及曾国藩的启迪,使她懂得如何去爱护和帮助弟妹。在经常的通信联系中发现莲妹虽意志坚强,有不倦进取的精神,但对未来有听天由命的思想,认为这是宿命论思想,容易使人堕落不振,“便用新哲学三原则疏导她,希望她用正确的宇宙观分析事物,振奋精神,处理矛盾”。她获悉长弟的学习成绩全班第一,“欣喜若狂”。他们都非常尊敬父母聆听训诫,姐弟之间则互助互爱,亲密无间,家风良好。
   蕙仙的日记也记述她参加社会活动的收益,她写道:“未进中大前,就打算不参加所有的团体活动,以节省时间来做学问上的工夫,可是同班同学不许我偷懒……现在又要我任民校委员兼文书,还要担任教课,真是辞之不得。然而就这两次民校筹备的会议席上,又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里我得到了不少的关于筹备创办学校的一些经验,假如没有这个机会,我又何来得这些知识。”她参加了民校的招生工作,为了解失学儿童情况,在当地有关人员的引导下,挨门逐户调查访问,获得了许多社会信息,并对当地的民情风俗、经济文化特点有所了解,例如知道有七岁的童养媳,还有十二岁的丈夫,这是学校课堂上听不到的。在社会实践中还使她认识到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是我们师院的责任……我们可以从做中去学,从实际的工作上以获得真知识,使做学合一,知行合一,以尽我们对国家民族的天责,而于此获得真实的知识。”
   以上仅就1、谴责日寇侵华罪行;2、战乱时大学下乡环境的艰苦;3、家教家风的功效;4、参加社会实践的效益等几个主要方面,略述蕙仙日记的基本内容,其实林蕙仙的日记是有血有肉,丰富多采的,里面确有她们的新鲜事、趣味事,使人爱不释手。从日记可见,林蕙仙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感情丰富,胸怀开阔,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学习上刻苦认真,孜孜以求。工作上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生活上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她乐观开朗,温存厚道,和蔼可亲,人情味浓。她日记的范围,多姿多采,不拘一格,语言简练,行文酣畅,有一定的文采。有些记游或郊外见闻的日记,其写景的语言文字,可与一般作家的景物描写语言相比美。一般的论说或叙事,文笔的干练成熟,也值得点赞。这样优秀的学生是很难得的,也是不易培养出来的,难怪一毕业,就被留校当讲师。
   集子最后是林蕙仙两弟林本棫、林本朴的十来篇日记,都是中学时写的。日记表现这两位年青人胸怀坦荡,朝气蓬勃,英姿焕发,勇于攀登的气概;也反映他们脚踏实地,珍惜时光,勤学苦练,扎实读书的精神。他们都是奋发有为的优秀青年。
   《乔梓集》内容深刻,发人深思。一个家庭就如此深入,真实地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累累罪行,而日本强盗横行整个中国烧杀劫掠的滔天大罪恶就罄竹难书了。林蕙仙姐弟三人命丧大海的悲惨遭遇,读后令人伤心泪下。原来倾尽心力、流尽心血的父亲,突然失去孕育成长的三条鲜活生命,希望破灭,精神支柱摧毁。生命虽然很快地从人世间消失,但他的家教家风会永放光彩。而人们会从另外一个视角,痛斥日本鬼子从多个方面给中国人民带来灾祸。
   《乔梓集》所彰显的大学生林蕙仙刻苦自励,奋勇前行,在国家遭难的艰苦环境中成长的典范形象,虽已离开人世,但会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吴奎信
   摘自2017年第2期(总第55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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