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弼《补格物篇》①小考


   刊刻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明末文学家、学者张明弼所撰《萤芝全集》(十八卷)卷二《杂文》中,有一篇短文,题为《补格物篇》。该篇短文记录了张氏任揭阳县令兼署海阳县令时,在潮州韩山发现一通有关《大学》古本“格物”缺文的石碑这件往事。文虽短,却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其全文如下:
   补格物篇有序
   予兼令海阳,岁庚辰五月,方饬潮城工人举石于韩山之椒。得一旧碑,其文小篆。海人不能读,舁诸署。予识之,则补《大学》“格物”之缺章也。或问朱子:“补格物,何不效其文体?”朱子曰:“亦尝效而为之,竟不能成。”今此文似杂出于周秦之间,然其义深矣备矣。后世晦庵、文成之说,皆得其一偏而不得其全矣。岂古本之无佚者欤?其讬欤?或曰韩昌黎实为之,瘗诸石以待后来者?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凡人守其北隅,以通四方之故者,吾见亦罕矣。故君子务求诸物也。
   婴之唲唲,不能名其稷粢。及其壮也,测乎日月之室。至矣!夫斆(教)之为道也。
   颜子曰:“磨增光,砥增芒。不磨不砥,锢于空器而亡。后世其有为无象之学者乎?”
   非无也,无以成天下之有。非有也,无以归天下之无。内外之间,罔树厥屏。其于道也不远矣。
   游于青者知青,游于益者知益。孔子曰:“吾入楚,问津于长沮;入卫,咨路于篑子。”故孔子曰:“我学而知之。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右传之五章,释格物致知也。凡一百七十八字。
   二
   短文前半部为小序,后半部系石碑正文。为弄清文意,笔者试用现代汉语对其分别作如下解读:
   小序:我兼署海阳县令时的崇祯十三年(庚辰年,1640年)五月,其时刚好我叫潮州城里的工人在韩山顶上抬石头。他们从土里挖得一通旧石碑,上面所刻文字均为小篆体。海阳县人读不懂,遂将石碑抬运到县署。我一看,原来是《大学》上有关“格物”的一段缺文。或许当年朱熹撰注《大学章句》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尽力找到完好无缺的《大学》古本全文而按全文注释呢?”朱熹可能回答说:“我也曾尽力而为,但毕竟没有成功。”碑上文字,看其文风似乎是出自周代到秦朝建立之时,然而其含义既深刻又全面。可见后世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格物”的解读,都只能是说了一部分而并非全部。这段文字出自何处?难道周代所传的《大学》古本还没有佚失吗?或者碑文系为后人伪讬?抑或是韩愈所撰,刻成石碑埋在土里,等待后人来发现并考证?
   碑文:之所以说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关键在于做到从事物去穷究其道理,就如一个人僻处北方一隅,想要通晓四方事物,我觉得能做到是非常罕见的。所以,作为君子,务必要去穷究事物。
   呀呀学语的婴儿,不可能说出稻稷的名字。而至其长成为壮年,就能在斗室里测日月之光以知道天体运行的规律。极致啊!这就是教育能使一个人增长知识的道理所在。
   颜子说:“铁器常磨擦则增其闪闪的亮光,常砥砺则增其锋芒。不磨擦不砥砺,将其禁锢在一个器物中,久必生锈成为废铁。后世难道有不懂得去探求事物义理的所谓学者吗?”
   没有“无”,天下就无所谓“有”;没有“有”,天下就无所谓“无”。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外在形象是互为依存的,两者间不可能树一道屏障将其绝然分开。能这样认识就离真理不远了。
   到过青州游历的人就了解青州,到过益州游历的人就了解益州。孔子说:“我到楚国,就向长沮打听渡口在哪;到卫国,就向篑子问路。”所以孔子又说:“我通过学习才知道事物的道理。这就是‘物格’,即事物的道理得到穷究,这也就达到认识事物道理的极致。”
   右面为“传”之第五章,系解释“格物致知”的。共一百七十八字。
   三
   这篇短文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或许会让今人感兴趣的信息。
   信息一:碑文疑似周代所传《大学》古本有关“格物致知”部分的缺文。现存的《大学》系西汉戴圣(小戴)所传《礼记》之第四十二篇。东汉郑玄的《礼经注》和跨隋唐时代孔颖达的《礼经正义》均对小戴所传《礼记》中的《大学》作了注释。宋代大儒程颢、程颐认为该《礼记》中的《大学》有问题,均对其做了“改正”并传有其改正后的全文。南宋朱熹遵从“二程”观点,也认为戴圣《礼记》中的《大学》一篇有缺佚,其在注释《大学》时,“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阕略”,将其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对“传”文做了直接调整,成“四书”之一的《大学章句》一书。明代大儒王阳明对其所认为的《大学》古本,即戴圣所传《礼记》中的《大学》也做了与朱熹有异的阐释。无论是小戴所传《礼记》中之《大学》、郑玄《礼经注》和孔颖达《礼经正义》注释的《大学》、“二程”改正之《大学》、朱熹的《大学章句》,还是王阳明阐释的《大学》,均不见有上述碑中所刻文字。朱熹《大学章句》释“格物致知”,只引有“此谓知之至也”一句,下注有“此句之上,别有阕文,此特其结语耳(这句话系结束语)”。接着朱熹说:“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缺失)矣。”于是他“取程子之意”,补了一段文字。可见朱熹认定《大学》古本释“格物致知”之章有缺失文字。而当年韩山出土之碑刻全文,看起来刚好就是释“格物致知”之文,其内容与朱熹所补的文字不同,似为周代所传《大学》古本的原文。张明弼读了该碑文之后,以其渊博的学识及其敏锐的判断力,认为看其文风似乎是出自周代到秦朝建立之时,其含义既深刻又全面,初步断定此文应是《大学》古本之原文,可“补《大学》‘格物’之缺章也”,应是基于以上的认识。碑文是否可“补《大学》‘格物’之缺章”?值得今日学界探究。
   信息二:张明弼对碑文的出处提出了三种可能。从小序可以看出,张氏读了碑文,即下了“可补《大学》‘格物’之缺章也”的结论,但转念一想,尚没有其他佐证,下结论为时尚早,故于小序末尾发出疑问并对碑文来历提出三种可能。一、是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周代所传的《大学》古本没有佚失?若是,碑文可能真的是古本“《大学》‘格物’之缺章”。二、碑文是否为后人伪托?三、碑文是否为韩愈所撰,刻石埋土等待后人来发现考证?后两个问题若是,碑文是周代所传“《大学》古本“《大学》‘格物’之缺章”的结论就应予以否定。张氏出于慎重提出的这三种可能性,为今人考证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信息三:当年在韩山出土这通石碑,以今人的说法应是一件重要文物。作为学者的张明弼,对碑文是否真是古本“《大学》‘格物’之缺章”,石碑为何人何时所镌刻,为何瘗在土中等问题,或许因为主客观条件限制,虽未能作进一步考证,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让人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石碑发现于明崇祯十三年(1642年),距今已有370多年。查崇祯十三年(1642年)之前的嘉靖《潮州府志》、明万历郭子章《潮中杂记》,均未涉此一碑文。清顺治《潮州府志》、康熙《潮州府志》、乾隆《潮州府志》以及光绪《海阳县志》、近现代所修的《潮州志•丛谈志》《潮州志•艺文志》以及《西湖山志》、当代所修的《潮州市文物志》等有关文献,均无当年张明弼发现这通石碑的记载,也无片言只语涉及碑文的内容。究竟这通石碑还在否?若在,那藏于何处?若能将其发掘出来,对其作进一步考证,就当年张明弼提出的三种可能或今人认为的其他可能性进行探究皆不无裨益。
   四
   张明弼这篇短文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儒学史上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为何370多年来没有引起有关学界的注意和重视?这恐怕与这篇短文于当时和后来极少流传有关。
   张氏刊刻于天启六年的七卷《萤芝集》和刊刻于崇祯末年的《榕城二集》,至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被列为禁书前,在一定圈子中流传,但里面没有收进这篇短文。分别为七卷《萤芝集》和《榕城二集》作序、与张氏有密切往来的学者黄道周和郭之奇,在其有关的学术著作中,均未有提及短文之事,说明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篇短文的存在。而收进这篇短文的《萤芝全集》(十八卷)原系未刊刻的手抄本,在张氏逝世后,不知道为谁所私藏。估计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张氏《萤芝集》七卷和《榕城二集》以及《唾雾集》、《肚单集》(后两个集子未见有单独刊本)被列为禁书后,为逃避“文字狱”,收藏者对《萤芝全集》(十八卷)抄本应是秘而不宣(抄本收有《唾雾集》和《肚单集》)。
   据《萤芝集》(十八卷)抄本及刻本《序》及《跋》可知,清道光十九年(己亥年,1839年),有一位名叫杨文鼎的江苏丹徒人见过这个抄本并为其作《跋》。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年),张明弼姻友于申之的裔孙于文燡偶然在客人处读到这个抄本,发现作者是其祖于申之的姻友张明弼,有感于其祖当年“航海远访”到揭阳探望张氏,“阅十余日”,因病逝于揭阳县署,“经理身后事与榇归里”事,皆出张氏之手,其“交谊天长日久至死不变”,于是不忍张氏遗著像其祖著作一样“湮没”,旋将这本书予以刊刻。然此后该刻本也很少流传,故这篇短文也没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自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将张氏若干著作列为禁书之后,其作品传世者罕见。近现代以来,除张氏传世的《避风岩记》、《四氏子传》、《冒姬董小宛传》等文以及诗歌《六贤祠》等具体作品有人探讨过外,学界极少有人对明末文学家、学者张明弼其人及其作品做过系统的研究,专门搜集其撰著的人也属凤毛麟角,他的这篇短文自然也就默默无闻了。近年黄山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五辑《明别集丛刊》影印本,其中第五辑第四十二册就收进光绪年间刊刻、长期雪藏于图书馆深处的张氏《萤芝全集》(十八卷),这篇短文才得以让更多读者所知道。
   五
   在笔者看来,这通石碑的碑文应该不是周代所传《大学》古本的缺文。据《尚书•禹贡》和其他有关史籍载,古“九州”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却没有益州。至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才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一部采用了《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中的传说州名,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梁州、幽州、并州,并改其中的梁州为益州,改雍州为凉州。此时益州刺史部始立,治雒县,置蜀郡、犍为郡、越巂郡、牂柯郡、汉中郡、广汉郡、梓潼郡、巴郡、益州郡、武都郡等郡。故“益州”一名的出现并设为行政区域,应自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始。而上述碑文提及的“益州”,不可能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之前的周代就存在,可见该碑文不可能系周代所传《大学》古本的缺文,故难以证实该“古本之无佚”。
   是否为韩愈所撰并刻碑而瘗于土中冀待后人来发现考证?考先儒韩文公为人,恐怕不至于如此故弄玄虚,其若对西汉戴圣所传《礼记》中《大学》古本学有所得,或有什么新的发现,应是诉诸文字,编入其撰著之中以飨后人,何至于故意采用这种难为后人的手段。而查唐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则未见此碑文。故张明弼在短文小序中提出的“韩昌黎实为之,瘗诸石以待后来者”的可能性应该不存在。
   再从碑文最后所说“右传之五章,释格物致知也。凡一百七十八字”这一句看,显然是模仿朱熹《大学章句》的笔法,旨在刻意使人觉得这篇碑文确为《大学》古本的缺文。有鉴于此,笔者以为,这篇碑文应为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之后、或是南宋朱熹撰注《大学章句》之后的某位学者所伪讬。从该碑正文看,的确似张明弼所说,其文风确“似杂出于周秦之间,然其义深矣备矣”,而从其“释格物”的思想观点看,则与北宋张载及“二程”、南宋朱熹所代表的这一儒家学派的思想同出一辙。至于何人所为,就有赖专家学者去考证了。
   □陈作宏
   摘自2017年第2期(总第55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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