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南澳海岛文化特色


   一、南澳岛的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
   南澳岛位于粤东海面,西距澄海莱芜4.1海里,西南距汕头市11.3海里,距福建东山岛13.6海里,据台湾高雄市162海里,即在闽粤台三省海上交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南澳又是海岛县。全县由23个岛屿组成,总面积109多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近百公里,海岛有滩头61个,北回归线从东向西穿岛而过。
   南澳岛地貌以高低丘陵为主,岛的东、西片为宽而突起的丘陵,中部为狭小的冲积平原,山地面积占93%,最高山峰580 多米,是汕头地区最高峰;岛上有10多条山坑泉水流入大海,地下蕴藏有丰富的淡水。南澳山在海中的位置十分显眼,古代的航海家喜欢以南澳山作为地望,用针路引导方向和计算航程。岛上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21.5°C,冬暖夏凉。海岛海洋生物达1000种以上;岛上土地肥沃,宜林宜耕,动植物物种繁多,又有充沛的泉水,因此最适合人类居住活动。上世纪90年代已经有考古学者证实早在8000年前,南澳岛就已经有人类生活、活动。环境优越,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历来有“闽粤咽喉、潮汕屏障”之称。故其以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地域特点而历受名家青目。有专家称,南澳海岛文化特征概括起来可用四个字来代表:“海、山、史、庙”立体交叉。
   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南澳虽无名山,也非“蓬莱弱水,惟飞仙可渡”,但海岛周遭四百里汪洋,乃舟楫津梁之辐辏。其地扼南来北往之航道,是故有闽粤咽喉之称。南澳海岛山美、湾靓、石奇、洞幽、礁屿多,特别是一山一石多有以动物名称命名,每一地名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南澳以动物命名的地方很多,举例说:象山、狮山、龙颈山、龙地、蛇地、龟山、麒麟穴、马岭、马鞍山、走马埔、白牛、牛头岭、白牛大尖、狮子屿、羊屿、凤屿、虎屿、狮子屿、鸭仔屿、鸟礁、狗工礁、鹿仔山礁、宰猪澳礁、拍鹏礁、猴鼻头礁、鳘鱼礁、三脚鳖、水母礁、猪油石、鹰石、蜘蛛丝石、蛤蟆石……不一而足,其中同一地名还有多个动物别名。一个只有百余平方公里的小岛,以多种动物名称命名的山、石、岛、礁等等,彰显南澳海岛奇山异石的特色文化,这在国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南澳海岛文化大部分从福建、潮汕传入,闽粤文化在岛上很多相同。这主要原因是,历史上南澳曾经受闽粤两省共管。但海岛亦有些区别于大陆的文化特色和风格。下面将有所侧重对此进行解拆。
   二、总兵文化三百年
   通过对多股海盗集团的征战,明朝廷这才意识到“墟地徙民”策略的错误,于是,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联奏:“今欲为两省久安计,必先治南澳,欲治南澳,必先总事权,今宜得一总兵,领水兵三千人专守南澳而兼领漳潮两府兵事。”万历三年兵部核议奏准,依议设官建镇,以便防守。[6]南澳副总兵虽然是协助两省(漳州、潮州两镇)管理兵事,但南澳优越的地理位置,居中调度,兵部批准可以“不听两省总兵节制,如重大事情呈详两省军门裁夺,报二镇知会。”因此,南澳镇副总兵把潮州府、漳州府辖下的粤东沿海、闽南沿海的海防管理权,独自管理,“与漳潮守巡兵备监军各道协计而行”[7]。南澳设镇后,配备战船扩大对外海巡游的范围,每年的外海巡哨分春冬二汛进行。遇汛期则各营分布防守,非汛期则各营官兵整装驾船汇集于南澳,举行祭旗、祭江仪式,演习操练,犒赏军士,然后订期出发。南澳镇属的澄海协左右营、黄冈协左右营、柘林寨、潮阳营、达濠营、海门营、惠来营、饶平营,每年都订期出哨,订期会哨,巡守本镇所辖洋面,并与相邻的总镇会哨,春发秋回。[8]南澳镇成为粤东独当一面的海上壁垒。这种以小管大的现象,正是海岛文化的特色之一。
   有道是麻雀虽小,五官俱全。南澳设镇,其建制必须齐备。“万历四年(1576)由南道参将白翰纪调升南澳镇副总兵官。时镇初设,百端待举,翰纪至,简卒伍,缮船械。而建城固围尤为要图,冒暑董筑不遑宁处,旋以劳得疾去”…继任者晏继芳,祷于神曰:“城且筑并建庙以迓神庥。于是城与庙两役齐举,辟草莱招流亡四民安堵。”[9]由于上述之故,南澳又称白城;而晏继芳建成南澳城,又同时建了城隍庙(以迓神庥)、天后宫,招回徙民回乡安置,安定社会,其功劳至大,军民集资建祠以祀之。自此朝廷根据时局酌派得力将领到南澳任职。直至清末,莅任南澳的总兵将近两百之数。每一任总兵的莅任,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信息,或兴学育才,或颁规订约,或褒德扬善。总兵的每一举措都有助于地方风气的淳正和教化。每一个莅镇的总兵都是一个故事。在晏继芳的带动下,万历七年副总兵侯继高建关帝庙,万历十一年副总兵于嵩扩建关帝庙,倡修《南澳志》,万历十二年刘大勋建雄镇关,十四年白玉莅澳在深澳金山镌刻摩崖诗,十九年李应诏创建文昌祠,二十一年陈璘捐廉俸,购树苗,发动军民大种树木,刻下了不朽的“南澳山种树记”石碑文,二十九年黄冈建城垣,纂《南澳志》,三十一年徐一鸣重修镇署峙海楼,四十八年何斌臣拓筑雄镇关,翌年,天启元年(1621)黎国炳莅任即始建猎屿铳城,着重建设南澳的海防……。[10]三百多年间,每一任总兵都对南澳的文化大厦建筑添砖加瓦,使南澳这个海外荒服一下子变靓变强大了。
   从首任总兵开发南澳之初,南澳就已经同时并陆续开建神宫、庙宇。几百年累积的寺庙文化,是南澳一道亮丽的风景。南澳历史上庙宇很多,虽然一些已经湮灭了,但仅现存的庙宇仍有50多处。南澳濒海,建设庙宇大多供奉海上保护航行的神明。庙宇的名称繁多,其中天后宫和武帝庙占了一半以上。一些由总兵或副将或地方官员倡建赠建的庙宇,如城隍庙、武帝庙、天后宫、永福古庙、真君庙、三官堂、恩主庙、真武庙、文昌祠等,都有官员撰写的碑记,大都有很高的文化品位。
   而现存崇佛的庵寺也有20余处。位于雄镇关西面的叠石岩,因为出了名闻遐迩的高僧释仁智和尚,况其高徒辈出,而且其法裔遍布粤东以至香港东南亚等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檗派祖堂,故有“天南法乳”之称,至今仍是海内外一处佛教重地。
   清嘉庆年间深澳贡生康耀美(援赈捐例奖授知府衔、诰授朝议大夫),在深澳建了“康氏宗祠”和在南山路建立“大夫第”,其规模之大,架构的木刻、石雕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在南澳无与伦比。康氏宗祠那巧夺天工的石雕饰件和以“忠、孝、弟、敬、礼、义、廉、节”为题的8幅有关家国、孝友、节义、廉德的警世通言用优美书法文字镌刻于石板排列于廊墙之上,犹如当今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令参观者驻足;大夫第内悬挂的“拔元”“藻奋儒林”“德寿徵祥”匾额,是兵部侍郎福建巡抚部院、兵部尚书闽浙总督部堂、工部侍郎福建提督学政等官员为康氏族人所立,以嘉奖优叙考学成绩优越者。如果加上朝廷官员为表彰南澳地方军民人等而旌建的牌坊、匾额和明清期间莅临南澳名人在南澳山题刻的摩崖诗歌、警句、碑记;建设的城池、炮台、关隘等,其篇幅总数应在200件以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文等,累积几百年的文化积淀深厚,体现了南澳海岛文化不同凡响的多元化特色。
   三、南澳武庙与剿寇
   困扰明朝廷的海上之盗有内寇和外夷。外夷主要是日本倭寇,内寇主要是有组织的海上武装商业集团。他们控制航道,对过往商船或杀人越货,或强迫买水抽分,或勾结倭寇贸易。南澳海上交通方便,物产丰富,商旅云集;南澳岛内港湾交错,周围岛屿众多,远离官府管束,南澳海域便成为商贾走私贸易的天然场所。有十多个海盗集团经常活跃于南澳与福建之间。其中吴平、曾一本、许朝光、林道乾、林凤曾在岛上建立固定场所。官府对南澳海上武装团伙屡次征剿,剿不胜则招安,但都抚而复叛,真正归顺朝廷的几乎没有。活跃在闽粤最大的海上武装吴平,逃脱征剿窜入南澳,利用山海优势,竟然令官兵一筹莫展;“嘉靖间,命都督俞大猷、副总兵刘显率舟师三万人讨吴平,吴平走匿南澳,若虎负嵎,相持三月罔绩。事闻,复命都督戚继光提婺兵五千自浙来援。”[1]戚继光夜梦关公指点,从敌后攻,加上俞大猷舟师海上配合进攻,一举破寨。[2](引文略)此次战役,震动朝野,被载入史册。这事发生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18年后,万历十一年(1683)南澳镇副总兵于嵩将深澳关帝庙扩建完工时立碑,请潮州府同知何敦复撰文,陆路守备南海陈经翰篆额。碑记中把戚俞联军剿吴平战役描写的很具体(如上述)。碑额是“南澳镇城汉寿亭侯祠记”。历来崇奉关羽的庙宇,大都以其最高“职称”篆额,或曰“关帝庙”,或曰“武帝庙”。在粤东前卫南澳岛中的8座祀关庙宇,皆称“武帝庙”,这大概与南澳历史上因其海防至要而由武将执政而崇义尚武的因素有关。而深澳的关帝庙,这座创建于明朝万历七年(1579年)、扩建于万历十一年的南澳最早的关帝庙,碑记命其名并不曰武帝庙,而叫“汉寿亭侯祠”,不取关羽超凡入圣的最高封号(协天大帝)而取其凡人的最低“职称”,不曰“庙”而曰“祠”,这起码在粤东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是海岛文化的特色之一。
   南澳的武帝庙遍布全岛,隆、云、深、青四澳都有武帝庙。云澳镇澳前村面海的一座武帝庙,建于清康熙年间;庙里一对前柱上,挂着一副木刻对联:“虎踞龙蟠歌圣德,鲸奔鳄伏颂神灵。”该对联是清代金门镇总兵许松年、署福宁镇总兵项统共同拜酬,(许松年印)[4]查阅文献,就能了解到这一段历史:清乾隆后期,闽粤连年发生旱涝灾害,米价腾贵,民多流殍,海盗纷起。东南沿海先后出现多股“艇盗”和海盗帮,对商船、渔户轻则勒税,重则劫掠,以致闽粤江浙四省千里洋面不宁,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大患。“洋盗”中,以蔡牵、朱濆最为凶恶。官府委派南澳总兵王得禄、与金门镇总兵许松年、浙江提督邱良功、署福宁镇总兵项统并力征剿。众总兵从嘉庆元年起,十余年中先后在闽粤洋、台海、澎湖、台湾鹿耳门等处洋面多次与海盗船激战,虽多有斩获,但敌船利用海湾复杂地势多次逃过一劫;嘉庆十年六月,王得禄、许松年全力攻击鹿耳门外的蔡牵盗舰,亲督兵将奋不顾身扑过贼船擒杀,先后夺获盗舰16艘,击沉11艘,缴获大小炮39门,生擒头目、盗众200余名,毙盗1600多名。蔡牵海盗帮的覆灭,使朱濆海盗帮失去犄角之势,驾船舰逃往台湾。嘉庆十二年,王得禄、许松年会合提督邱良功水师在鸡笼、苏澳洋面用火攻朱濆取胜;嘉庆十三年,朱濆被金门镇总兵许松年炮毙于南澳长山尾洋。至此,纵横台澎闽粤江浙浩洋长达14年之久的海盗巨魁蔡牵、朱濆全军覆没,东南及台海寇盗基本消除。[5]许松年亲毙朱濆,解了多年征战敌舰蕴积的怒火。他要感谢南澳的武帝,冥冥之中帮助他把朱濆海盗帮终结于南澳,就刻了歌颂神灵的对联,敬献南澳的武帝,既记其事,又抒感情。但许松年在长山尾洋获胜,刻对联并不就近挂在隆澳前江武帝庙,却要舍近就远挂在云澳澳前的武帝庙,原因只有一个:许松年、项统都是福建总兵,而云澳当时属于南澳镇左营(福建营)管辖。这或许是海岛文化的一个特色吧。
   四、对台关系非同一般
   南澳与台湾一衣带水,是广东距台最近的地方,因此澳台的地缘、兵缘、人缘关系密切。南澳在对台的诸多关系中,有三个人的作用尤为重要,这三个人是郑芝龙、郑成功和施琅。
   第一,作为明朝海上武装商业集团首领的郑芝龙,曾到日本谋生,后到台湾筑寨定居,并组织大陆人民赴台开发台湾。郑芝龙经过整军练武,组成一支武装力量,成为著名的海寇武装集团首领。崇祯初年,郑芝龙以“历剿三省山寇、抗击红夷、献俘海寇…等军功”而受明朝廷招抚,到南澳任游击后升总兵。[11]郑芝龙在南澳任职十年,经营海上贸易,积累了深厚的经济基础;朝廷为他建造规模宏伟的牌坊进行表彰,使他的威名在闽粤彰显。1645年郑芝龙赴福建勤王,被明朝隆武皇帝晋封为平虏侯、平国公。[12]翌年当隆武帝亡,郑芝龙被清兵挟持作为人质以招降郑成功,而南澳仍然由效忠明朝的将领陈豹、施琅把守。
   第二,郑成功作为郑芝龙的儿子,隆武二年(1646)郑成功利用其父在南澳的根基影响和经济实力,到南澳招兵买马,并把南澳作为其军队在闽粤抗清、复台的军事基地之一。南澳对于郑成功军事实力的萌生、积聚和发展,举足轻重。《伪郑逸事》载:“成功以海外弹丸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船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13]郑成功此后十年间,出兵闽粤江浙,攻城拔寨,势如破竹。当其抗清失利转而东征被“红夷”荷兰人侵占的我国领土台湾时,郑成功是那样的义正辞严,体现了中国人一身正气。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郑成功将台湾几千里江山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中国。郑成功一生短暂,却对中华民族有重大贡献,也成就了郑成功一世民族英雄。
   第三,施琅曾是郑芝龙镇守南澳时的部将,郑芝龙赴福建勤王时,施琅与忠勇侯陈豹留守南澳,被郑成功到南澳招兵时收编,任左先锋之职。施琅曾多次为郑成功出谋献策,屡立战功。但因事久生隙,施郑反目成仇,以致施琅投靠清廷,并被康熙皇帝委以专征台湾的重任,打击郑成功子孙企图使台湾独立的阴谋。施琅一乃心力,积极探寻攻台良策。施琅经历过失败的教训,后来选择从铜山(属南澳镇左营)开驾攻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军舰直攻台湾的门户澎湖,出乎意料的很快打败严防的守军,占领了澎湖,逼迫台湾的郑氏政权投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台湾三千里沃土拱手相让于南澳这个蕞尔小岛。跟随施琅征台的南澳总兵杨嘉瑞在南澳建“三官堂”,可以旁证施琅征台胜利,与南澳有密切的关系。[14]
   清朝统一台湾后,采纳施琅的建议,在台湾驻兵屯守。每年额定由台湾凤山县供给南澳海防厅的兵米、眷谷四千余石;[15]每年从闽粤浙军营中抽调兵力轮守台湾、澎湖。南澳镇左营(含铜山营)是广东唯一守卫台澎的独立政体。至今南澳深澳镇东北郊发现并保存的“戍台澎故兵墓”近两百口,就是戍守台澎亡故士兵“魂兮归来”的载体,也是南澳袍泽保台捐躯的见证。[16]
   几百年来,南澳与台湾在人文交流、经济互动、军事行动等领域,通过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作用,彰显得密迩难分,而南澳通过郑成功父子和施琅掌握了台湾的生杀予夺的命运。这在中国所有海岛中是绝无仅有的。
   五、结语
   南澳海岛文化特色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如:7万人口的南澳就有4种方言,仅10公里相隔说话的语音就有差异。这是因为历史上南澳曾是闽粤共管的关系。西方宗教文化的渗透传入。从清末到民初,就有法、英、美传教士到南澳开设讲道所和教堂。三个国家先后设立总共4个讲道所和4个教堂,分布在南澳岛的云、深、隆澳和东山。传道士依仗本国武力背景的威慑很快在山区地方立足并发展。民国初期,云澳乡西畔村人到下松柏坑村砍树引起纠纷。这时,西畔村出了一个武举人,名叫柯廷珠,在村人要求下,他带人到松柏坑挑衅。松柏坑人怕吃亏,只得忍气吞声。事后,法属教会调来一艘军舰开到西畔村海面示威,吓得柯廷珠带着刀剑躲藏起来。从此参加教会的人有了安全感,因而入教人员有所发展。小小南澳就有了3个国家分别设立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西方文化对海岛的渗透和侵略,于此可见一斑,也可说是海岛文化的另一种特色。
   纵观上述,南澳海岛文化特色可以总括为“五小五大”:一是地域小,辖围大(南澳镇管粤东、闽南海防,兼台湾澎湖);二是官阶小,权力大(副总兵协守漳潮,重大行动只听两省军门节制);三是建制小,文化积淀大(设镇三百多年,已有两百任总兵莅任,彰显文化多元化);四是人口少,寺庙多(建庙祭费、缘田、网桁、港规、护林、贩船、赈灾、乡议、路桥等碑记40 多处);五是海外荒岛小,出入名人多(南澳镇是一个大熔炉,曾培养出多名文官武将,宋明二帝:帝昺、鲁王监国驻跸、郑和下西洋、陆秀夫、戚继光、郑芝龙、郑成功、施琅、刘永福等经过或驻扎)。其根源是南澳所处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历来受名家所倚重。是故史书载:南澳是“闽粤锁钥,潮汕屏障”“天南第一关锁”[17]实至名归也。
   □柯世伦
   摘自2017年第2期(总第55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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