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忘却的名城胜迹


   提要:本文系《不应忘却的郡治史迹》的姐妹篇。文章对已消失的唐代南山寺、深埋于地下的宋代太平桥、遗迹残留江底的宋代龙湫宝塔以及虽存但屡遭破坏的明代林大钦墓等潮郡名胜古迹,在引录史料对其考析的基础上,提出最简朴的纪念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
   笔者前曾作《不应忘却的郡治史迹》(已发表在2017年1月5日《潮州日报》)一文,对韩愈建揭阳楼、故州治鸭湖、三阳门、潮州府署4处对潮州文化名城在历史上有重要政治影响的古迹作史料引述,并提出纪念建议,希望引起大家留意。
   潮州有些古迹,如唐南山寺、宋太平桥与龙湫塔、明林大钦墓,虽未有揭阳楼那样的历史声誉,但对潮州的社会发展史也有深远的影响。它们虽尚“留影存迹”,但或仅存“点滴”,或埋于地下,也淡出人们的记忆。笔者想再引录其史料,同时提出纪念建议,让世人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
   南山寺与《题重建南山寺》碑
   南山寺,唐初建,位于现城南南碧园住宅区附近。
   历代《潮州府志》对南山寺记述如后:明嘉靖郭志:“南山寺,即广法寺,在南厢一里,洪武间(1131~1162)建。地基七十丈,海揭二县田地塘三十五顷一十一亩三分四厘,粮税一百六十二石三斗二升四合七勺。”清顺治吴志沿郭志:“南山寺,在南厢一里,明洪武间建。”清康熙林志沿吴志:“南山寺,在南厢一里,明洪武间建。康熙六年(1667)知府宋征璧捐俸重建。”郭志、吴志、林志均持南山寺“明洪武间建”说。
   清乾隆周志有新说:“南山寺,在南厢一里,宋绍兴间建,康熙六年知府宋征璧重建。”周志则持“宋绍兴间建”说。
   至1992年释慧原《潮州市佛教志》,才有较综合系统的记述,现引述如后:“南山寺,即广法寺,在南春路尾春城楼外。宋绍兴间建。明洪武间重修,后废。成化间(1465~1487)重建大雄宝殿,妆塑佛像,寺貌饬然壮观。后周围民居毁于火,寺遭其波及为劫灰,僧散亡殆尽,垣墉遗址寝以侵灭。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冬,潮州知府郭子章、海阳知县柯茂竹、揭阳知县陈时霖暨府县官员捐资重建,令僧如凤、净圭葺之,于甲申(1584)秋竣事,规模宏敝,视昔有加焉。寺本南向,重建后改东向,与郭知府新建之凤凰塔遥相辉映,为凤城增色不少也。清康熙六年丁未(1667)知府宋征璧重建。民国间尚有香火,现为潮州市副食品调味厂。按:明嘉靖(原文嘉靖二字应省去——引者注)《永乐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三•学舍》:“建炎初,元(原)有旨罢神霄宫,其宫故广法寺也。”是知建炎前,即有神霄宫,神霄宫前身即广法寺。考宋徽宗崇信道教,当时可能改广法寺为神霄宫,则广法寺于徽宗之前已有之。《佛教志》也认为南山寺“宋绍兴间建”。
   马明达先生在《元代潮州史事零拾》(载《潮学研究(三)》,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中引元名僧大䜣(1284~1344)撰之《潮州南山寺记》中载:“寺建于唐初,始未有产业,开元二十二年(734)有揭阳冯氏女以父母卒,无他昆季,修表持田券归于寺,得租千二百石有畸。”认为南山寺应始建于唐初。本人赞同马明达先生的观点,并作《南山寺小考》(载《鳄渚志谭•地情述论》,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4年8月)综合分析,以为南山寺是较早建置的对潮州历史社会发展有影响的重要寺庙。
   作为史料,清咸丰七年(1857)林大川《韩江记》对南山寺有较具体的记述:“南山寺,在春城楼外。久无僧住,满目荒凉,将为废寺。阶下重建南山寺碑,郡守郭子章撰并书,书法特佳,作怀素体,可搥为帖。殿上罗汉最大,任尔栋折梁摧,紧持布袋,且自眉开眼笑,稳坐山门。”
   历史上,南山寺几经盛衰,明万历潮州知府郭子章对南山寺作重修,于甲申(1584)秋竣事,规模宏敞,寺门改南向为东向,郭并为之题诗。及清,南山寺又逐渐衰落,虽康熙六年(1667)知府宋征璧曾捐俸重建,但至咸丰七年(1857),南山寺已“久无僧住,满目荒凉,将为废寺”。民国间,南山寺尚有香火,但已不甚兴盛。新中国成立后,南山寺曾改建为潮州市副食调味厂,现南碧园一带便是其旧址。
   据载,南山寺原有碑刻2幅,即郭子章的《题重建南山寺》诗并序及郡人桂东知县刘兴学《重兴南山禅寺碑记》,后寺毁碑佚。郭子章《题重建南山寺》写于万历甲申(1584)孟冬。据其《序》,系“僧拭壁索题”,时应未刻碑。据光绪《海阳县志•游宝积新寺》,碑刻有正书“建阳刘昭刻”5字;其后面按语载明是年同为郭子章写的《题重建南山寺》同为刘昭所刻。林大川《韩江记•宝积寺》载,郭写《游宝积新寺》系“因噱而题诗于壁”,则郭在南山寺,当“僧拭壁索题”时,或也“噱而题诗于壁”。卢蔚猷《海阳县志》按:“刘昭,字建明,四川富顺贡生,万历三十四年(1606)任潮州(督粮)通判,见周志。与子章仕不同时,意子章书之后,刘昭刻之耳。”卢志提出了先题后刻的见解。
   查周志载:“刘昭,字健明,四川富顺贡生,以清慎著。”则刘昭字与卢志有“健”与“建”之别,但都同载为万历三十四年任。至于顺治吴颖《潮州府志》,还增“署揭阳、平远”一句。但吴志明代揭阳知县、平远知县却无录刘昭其人,惟饶宗颐《潮州志》于揭阳知县中“据吴府志及黄仕凤《劝农亭记》”而补录刘昭于汪起凤与潘应龙之间。清雍正《揭阳县志》之汪起凤传载汪任揭阳知县在万历三十年(1602),那么,万历三十四年刘昭任潮州府督粮通判时并署理揭阳县也算合理。据此,刘昭主持刻郭子章《题重建南山寺》碑或在万历三十四年前后,时距郭子章题诗于壁已二十多年了。
   近幸于城郊上埔村发现郭子章《题重建南山寺》碑刻(图一),其字确如林大川所言,“书法特佳,可搥为帖”。《题重建南山寺》碑刻,是南山寺现存的惟一见证物。碑有潮州名宦、明万历知府郭子章手书,是本市不可多得的文物,愿能得到善待。笔者建议,在南山寺原址附近,如今厦寺公园,建一纪念亭,立现存的郭子章《题重建南山寺》碑刻,让人对潮州唐名寺南山寺有着存念,也提高城南在历史上的知名度。
   太平路与太平桥
   太平路,原俗称大街,1922年因拓路得“太平”石碑而改此雅称;太平桥,宋州治子城石桥,位于太平路头,路或因古桥名而改称谓。
   太平路,《潮州市湘桥区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4月)载:为老城区中轴线。北起百花台接中山路,南至环城南路南门古与南春路相接。长1742米,宽9米。旧称官街、又称大街。1922年扩马路时于路头掘得元代致和元年(1328年)石碑1块,高2米,宽1米,上书“太平”两字,故命名太平路,并筑圆形花台,竖碑其上,围种百花,称百花台(已拆除)。新中国成立后(仍)称太平路。“文化大革命”期间称东方红大道,1976年复今名。昔沿街有明、清年代建的石牌坊33座,1951年因妨碍交通被拆除,现沿街保留有二目井、义井、四目井等古井(2006年市政府决定重建石牌坊,共重建石牌坊20座及其他配套设施,辟为步行街,成为潮州市一处旅游胜地)。
   太平桥,《永乐大典•潮州府》载:《三阳志》:太平桥,在州治之前(《永乐大典》卷5343第19页);州治,自太平桥直抵三阳门,桥之四维,旧有四塔;外疏两渠,中为官街。岁月浸久,塔之仅存者二。居民遂侵官地以广其庐,沟藏于堂坳之中。通渠湫隘,累政因循而莫革者,百有馀年。淳祐丙午(六年,即1246年),陈侯圭欲复旧观。……而官街尽复。……自太平桥至三阳门,长五百单五丈八尺,东抵西阔二丈四尺,官沟在外街之两旁,石刻丈尺为誌。砥道轩豁,有中州之气象焉。邦人纪善甫为之《记》,立石于宣诏亭之左。《三阳图志》:丙子(景炎元年,即1276年)兵火,街路无恙,石与亭无存矣。(《永乐大典》卷5343第20页)
   太平桥建于何时?《永乐大典•潮州府•城池》引《图经志》“城池”:“州旧有子城,以金山为固。”《三阳志》“城廓”:“州之子城,依金山为固。前俛而后仰,由南而北,绕以濠,东则溪也。方创置之始,土工不坚。至和改元(宋至和元年,即1054年)之九月,郑侯伸始至。不二月,兴畚锸,自农务外,阅八月而就。”“州子城门三,东、西、南,东门今废。子城四围凡六十步,高二丈有五尺,面广一丈,基倍之。濠面阔七丈五寸,自城下转西而南,绕廓之外,延袤一千二百馀丈。”“濠流自子城外,西渐入于湖。”(《永乐大典》卷5343第13至14页)
   上引文对宋潮州州治子城及城濠、城门之描述,让我们清晰了解到,宋州治在金山,环州治有子城,建于至和元年(1054)之前,城有东(面江)、西(面湖山)、南(面大街)3门,城外有濠,则城门口之濠上应有桥,而南门之桥就是太平桥,则太平桥应建于1054年以前,比广济桥(始建于乾道七年,即1171年)早一百多年。
   清代旧志,仍有太平桥的记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潮州府志》载:“太平桥,在大街,引上水门江水,绕县治。”(卷十九第3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海阳县志》载:“太平桥,在大街,自上水门引韩江水,历桥而西绕县治。今左右皆列肆,内有旧石刻‘太平桥’三字尚存。”(卷二十二第1页)笔者有疑问,未知1922年掘得石碑是否这石刻,因时仅隔20多年,桥头能有两块石刻吗?
   或许因“左右皆列肆”建设的关系,太平桥被埋于地下。1989年(黄梅岑老师《潮州街道掌故》提“1987年12月”,渺之先生《宋代潮州城规模考析》提“1989年”,笔者查1988年出版《潮州市城市建设志》无提及此事,故依渺之说)因市政建设需要,于太平路北端百花台地段发现埋于地下的太平桥(图二)。据勘查,石桥三墩两孔,南北向,长23米,桥面石梁长7米、宽0.7米,并列铺架。因当时地处交通要道、县委机关门边,进行保护性建设的条件不具备,故重新埋于地下。
   笔者认为,现百花台地段已非交通要道,原市委机关已拆建并计划重新布建,在布建规划中,应有太平桥面世的考虑,让建于一千多年前的潮州州治前的古桥重见天日,为牌坊街旅游环境增添更具历史文化意义的新景观。
   龙湫宝塔与塔院维舟
   龙湫宝塔,为潮州八景之一,也称“塔院维舟”。
   清乾隆间,邑人郑兰枝有《潮州八景•龙湫宝塔》诗:
   古塔峥嵘鳄水头,潆洄院落好维舟。帆藏灯影三更月,缆系钟鼓(声)五夜游。停棹不妨风瑟瑟,开窗正爱浪悠悠。几层磴道遥望处,一幅江城入画秋。
   清道光间,邑人郑昌时有《韩江闻见录•龙湫听涛》诗:
   当年宝塔镇龙湫,此日龙湫水自流。不改涛声吹地转,频添月影(色)向人浮。春来正噀桃花浪,秋到宜维竹叶舟。几许豪情输枕畔,松风入耳夜飕飗。
   诗有序:界城东北,金山崖坳,韩江水曲,其地交流浃渫,激石匉訇,浪叠波旋,月中疑见塔影,入画宜夜,旧云“塔院维舟”,今圮,上流障也。
   由序可知,龙湫宝塔原称“塔院维舟”。
   关于龙湫宝塔的历史,1991年曾楚楠先生曾作《龙湫宝塔史话》(载《潮州》1991年第3期)一文加以考证:其一,从《永乐大典》卷5345陈尧佐《戮鳄鱼文序》及卷5343“古迹”引《三阳志》文推断:知陈尧佐之祭鳄图,其背景是金山后之石龟头,当时图中已绘有“水心浮屠”(塔)。而建塔原因是“即祭,乃以浮屠镇焉”。尽管当时塔名不一定叫龙湫,但水心浮屠在潮州再无二处,其即为龙湫塔。则塔的始建年代,当在己亥岁(999年)之前。其二,从嘉靖《潮州府志•地理志》记载推断:峦州塔则为龙湫塔始见于志书的正式名称。其三,从清道光郑昌时《韩江闻见录》中载《龙湫塔》及《龙湫听涛》诗推断:塔得名因其处有龙湫泉;塔嘉庆年间已毁,原因是韩江下游河床增高,迫使上游水位上升,洪峰来时,塔被冲毁。
   但龙湫塔确实存在,曾文有对其遗址发现的记述:1991年,潮州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旱天,韩江水位降至8米多。6月初,在与北阁遥对的江心,显露出一堆礁石。经乘船实地观察,该石呈南北走向的带状,长约70多米,宽5—10米。因表层高低不一,故从水平方向看,礁石带并不连续而成群岛状,其中以北端礁岛体量为最。据老梢公介绍,该礁昔年在枯水期常露出水面,当时尚留有石塔部分残基。到上世纪50年代,为防过往船只触礁而组织潜水员作水下爆破,此后石礁遂无“出头”之日。经仔细寻觅,果然发现石上尚有残存炮眼,而在犬牙交错的石缝中,又见一段约60厘米长、15厘米宽的四方柱形石块,其表面布满青苔,擦洗后虽未见花纹或文字,但从其三面规整、一面粗糙的外型看,显然是人工敲凿而成的石砖。这些都证明梢公所言不虚。如再把清代《潮州古城图》描绘的江心塔基和该礁石相对照,可发现两者位置完全吻合。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与北阁相对的江心石礁,即为龙湫宝塔遗址!
   2002年5月上旬,韩江出现60年一遇干涸现象,龙湫塔遗址又露出水面。市志办曾秋潼、吴淑贤诸同仁到实地考察,并对龙湫塔有形遗物作摄影留存(图三)。曾秋潼先生作《亦谈龙湫宝塔》一文(发表于《潮州》2014年第3期),其中对塔原构件作详细记述,本文便不再赘录。
   对于龙湫塔,笔者有两点建议:
   其一,从潮州八景之一称,还以“塔院维舟”为名好。八景之各景物均以动态称名,如“湘桥春涨”。即便是“韩祠橡木”,其核心也是“韩祠橡花(开)”。且“塔院维舟”是原称,恢复之没有不可。至于龙湫塔已消亡,用凤凰塔代之为八景,更是无奈之举。
   其二,以塔基再建塔没有可能,但现韩江水利枢纽建成,水位平稳,在原塔水位上,立一定位塔状航标灯(是否可行,本人不是水上建筑行家,应由专家定),以咏塔诗或构件图等环塔身,成为广济桥、金山大桥之间的江面一景。尤其是夜里,灯亮图现,让人遥望而思潮州八景之一“塔院维舟”的存在。
   潮州唯一状元与林大钦墓
   状元林大钦(1511—1545),字敬夫,号东莆,海阳县东莆山兜村人。幼聪颖好学,熟读三苏文章,工诗善对。嘉靖十年(1531)中举人。翌年,上京赴试登进士,在殿试《廷试策》中直指“三冗”(冗员、冗兵、冗费)时弊,陈明“均田、择吏、去冗、省费、辟土、薄征、通利、禁奢”等八项治弊的施政方针,博得嘉靖皇帝赏识,被钦点为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嘉靖十四年因母病乞归,“结讲堂华岩山,与乡子弟讲贯六经,究生命之旨。”嘉靖十九年,因母逝哀伤过度,大病一场。嘉靖二十四年(1545)病卒,年仅35岁。有《东莆先生全集》传世。
   林大钦墓(图四)在桑浦山状元埔,筑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墓面向西南,由封土堆、碑亭和石雕组成。碑亭高约3米,花岗石结构,重檐歇山顶,亭内藻井刻八卦太极图,横额刻“东莆佳城”4字。碑正面中书“状元及第翰林院修撰东莆林公墓”,右下角小字刻“孝子天继泣血立石”。墓前有一对雕刻精细,高1.25米、长1.6米的伫立石马;和一对形象生动,卧高0.66米、长1.05米的石羊。林大钦墓地处桑浦山旅游景区中,周围绿树成荫,风景雅致。1987年,林大钦墓被列为潮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林大钦,明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状元,是时潮州府域(即现汕潮揭三市及梅州6县区地域)从唐至清有科举制度历史上唯一状元。因英年早逝,存世仅一书(《东莆先生全集》)一墓(桑浦山状元墓)。
   林东莆先生集六卷,《潮州艺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4月)有载,饶宗颐先生作《跋》云:林太史大钦敬夫,所著《东莆先生全集》,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冬十二月重刻。共五册,分六卷,卷一、卷二为制策,卷三、卷四为杂文、书扎,卷五为诗歌,卷六为制义;首载各家序文,并薛中离撰《传》,林熙春为诸生呈林太史乡贤稿二篇。林大钦著述自嘉靖首刻至民国铅印,几经重版,因时间与收藏原因,再版时多有缺略。因而蔡启贤先生指出:“现有版本于字、词、句讹夺挂漏必定不少,故我说现在能读懂《林东莆全集》的人更少。”为帮助我们了解林大钦,1995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由黄挺教授点校并写7000多字的《前言》作导读,蔡启贤先生作《序》,《林大钦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比起旧版《东莆先生全集》,《林大钦集》成为能有更多阅读层面的书籍。
   林大钦墓,座落于桑浦山麓。虽列为潮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桑浦山旅游区现尚未得到有效开发,行人较少,而使其显得有点孤寂,且以前还曾被人盗挖过。这里必须强调,当代对名人古墓的保护、研究与开发,备受社会的重视。十三陵的保护与开发,马王堆古墓的文化价值,尤其是这次海昏侯墓的发现,除文物价值外,依墓中文物还引起史学工作者对刘贺废帝称号的重新审视。因此,保护林大钦墓是十分重要的。
   记得前些年,有关方面曾提出开展以林大钦为研究对象的“状元文化”研究。笔者觉得“状元文化”是汉学(饶宗颐先生主张称华学)研究的范畴,是一个宏观论题,5集电视纪录片《科举》就是对科举制度包括状元文化的诠释。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从唐武德五年(622)孙伏伽至清光绪十三年(1904)刘春霖,共产生500多位文科状元,他们的人生之路不一。就我们熟悉者讲,林大钦聪明博学,但官才从六品,寿仅三十五,留世东西不多,因而其历史影响受人们所忽视;文天祥(宋宝祐四年丙辰科状元),官至右丞相,辅佐宋室,蹈海存节,成为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民族英雄。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正如仅以韩愈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不能称“唐宋八大家研究”,只能称“韩愈研究”或“韩学研究”一样;以林大钦为研究对象,只能称“林大钦文化”研究(这是潮学研究的范畴),如其文化水准未具备系统性,还不能叫“林学研究”。
   况且,开展“林大钦文化”研究并非易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作为一个专家云集的学术团体,出版《林大钦集》,但据我所了解还未开过一次专门的“林大钦文化研讨会”。至于我们一个基层单位、一群像我这样的草根文化人,对事古论高的林大钦文章,要真读懂已很困难,更不说要把其看成一个特定文化概念来作出系统性理论研究。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高层面的重视、专家的参与才能实现。笔者以为,当前我们不如学习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为敬重先贤出版《林大钦集》的办实事精神,保护好现存林大钦墓。比如说,像潮州江夏文化研究以“黄公墓”为依托拟建潮州江夏文化公园那样,由有关单位或民间团体组织发起,以维护林大钦墓为主要目的,以弘扬林大钦文化为主题,筹建“状元埔文化公园”或“林大钦文化公园”(名由发起单位定,这里只是暂拟)。如能建成,对粤东唯一状元之墓将起保护作用,让潮汕学子弘扬林大钦精神,或成为林姓乡亲、甚至海内外潮人和谐进取的纪念场所,也必将成为桑浦山旅游区的一大亮点。
   潮州(府域)历史上只有一位状元,一位对潮州的社会和文化起巨大影响的状元,我们要在不断的学习中对林大钦文化认真研究,但当前对林大钦墓的保护,是当代潮人的职责。
  
   □黄继澍
   摘自2017年第2期(总第55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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