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阅尽人如菊——吴元海先生遗墨解读及其它

几年前我曾经就网上拍卖的一封大伯父吴元海先生的信札写过一篇小文,拙文发表不久,伯父该信原件就被人拍走了,幸好我已从网上截下了该信的图像。近期新得一点资料,又重新整理一番记忆深处长辈们对大伯父的描述,觉得就伯父那封信,其实有些事情还可以展开来多聊几句。既是意犹未尽,就干脆再写一篇吧。
   为了准确识录大伯父这封信札遗墨(见图1),我是用足了精神,丝毫不敢随意的,自信不会有甚大之差错了。信札再誊录于下:
   “兰兄:一别倏复一年,十事九败意,虽未赢得二鬓斑,然碌碌风尘,殊堪嗟感。溯弟自去年十二月初辞新通就英美,赴京交涉烟税事,驻都二月,晤见志江一次。至阴历年底远沪后一月,复辞去英美。实与外人不能合,彼处处思侵掠中国,我处处思有以拑制之,安得不有分袂之一日哉。弟现已暂赋居闲,将来何所,不敢言定,惟或入外交界亦未可知,因敝戚杨小川氏近有赴暹罗订约之议,邀弟同行,可虑者则政府一贫如洗,最快亦须二三个月后方能实现耳。兄近状如何,望赐知一二。专此即颂双祉弟元海十一年四月十三”
   当时拍卖方的商品介绍是这样的:“作者:吴元海╱年代:不详╱开本:8开╱详细描述:吴元海是圣约翰大学毕业,与郑兰华同窗好友,是汕头医院教授,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作真实的评论”。此段描述我没有把它截图保留,这是一大疏忽,不知其中“汕头医院教授”之说是如何得来的,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姑且收藏待考。
   此信写于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十三日,依信中所言,大伯父此时已辞职暂赋居闲。时祖父在汕头办《大岭东日报》,祖母及大伯母均居住在汕头,大伯父信中说“阴历年底远沪”,理应回汕过年,故此信可能发自汕头市。收信人郑兰华(1895—1971),据网载,系嘉兴新塍人,我国著名化学家,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国深造,获芝加哥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多所知名大学教授,一生学术成果及著作颇丰。从网上拍卖的两封伯父给他的信看,他们之间有亲密的友情,然而他们虽是圣约翰同窗,却不同学系,又非同乡。再详查郑先生简历,他是1915年毕业于上海华童公学,获该校保送,免费入读圣约翰大学的。我的长辈曾提及大伯父少年时在上海入读新式学校,因而他们也可能是华童公学的同学,同时获保送入读圣约翰的。伯父比郑先生小一岁,生于1896年。
   信中提及的“新通”,经我仔细查阅相关资料,确定是1921年7月成立于上海的新通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当年是中国专营国际贸易的华资最大规模进出口行之一,在天津、广州设有分行,厦门、汉口、长沙、汕头设有办事处或联号,股东除张謇(清朝最后一位状元)以大生纱厂名义投资外,以北京汇丰银行买办邓君翔、江西督军陈光远两户较大,还有梁启超、汪大燮等,董事长张謇,经理施伯安、徐新六。(参《上海地方志》《老枝发新芽上海工程机械厂转型再创业》等)
   “英美”指中国英美烟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见图2),系近代中国卷烟业最大的外资垄断企业、当年全球第一大跨国烟草托拉斯英美烟公司在华之分支机构。
   杨小川(见图3),原名杨晟,广东东莞石龙人,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汪大燮)驻上海副会长、北京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参百度百科’“杨晟”词条)。信中用“敝戚”一词介绍他,但是我并不了解他,估计是大伯母父家的亲戚。大伯母郭德载是汕头埠大户人家“郭厝内”家三小姐,是位知识女性,十三岁时被送往香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寄宿就读,毕业后考上牛津大学医学院,可惜其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致使她经营德国生意的父家经济陷入困境,无法提供她赴英留学的高昂学费而作罢。大伯母聪慧善良,贤惠淑德,大伯父长年在外,她含辛茹苦抚养七个孩子,经历战乱,辗转避难,坚持不懈为子女供书教学,终使他们承继吴家书香,学有所成。大伯母的母亲是我的祖父吴子寿之胞姐,父亲郭丽洲先生系汕头元兴洋行主人,原籍广东宝安,离杨小川先生家乡不远。大伯母之胞妹,郭家六小姐郭德斐,系银行家陈玉潜先生之夫人、怡昌抽纱公司经理(见拙文《陈玉潜,民国潮汕金融商界翘楚》)。大伯母与她关系亲密,当年是她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伯父此信虽然仅寥寥数言,却涉及了两个国家层级的历史事件:
   一是1921年春,全国烟酒署以卷烟为奢侈品并各国均课重税为由,召集英美烟公司代表,商议纳税事宜,经多次磋商达成协议,北京政府与英美烟公司签订声明书,8月1日公布《征收纸烟捐章程》,10月11日,纸烟捐正式开征(参《纸烟捐的开征》)。伯父信中提到1921年12月初为英美烟公司赴京交涉烟税事,应是在纸烟捐开征后,为协议之后续事务与烟酒署进行的交涉。次年春节(1月28日)之前伯父返沪交差后即回汕过年。一个月后他辞去了英美烟公司之职。信中接着的一句,似乎是在解释他辞职之原因:“实与外人不能合,彼处处思侵掠中国,我处处思有以拑制之,安得不有分袂之一日哉”。据前后语境看,句中之“我”非指国家或当局,应为伯父自称。由此可见伯父当时在该公司之职位多少有“有以拑制之”可为。《旧中国跨国公司对现代企业发展战略的启示——以英美烟草公司为例》(寇晓宇撰)一文中提及1922年该公司曾聘前外交人员王述勤为政治顾问,常驻北京办理对北洋政府的交涉事宜。文章指出当时聘雇这类顾问是有利用其政治背景为该公司收集官场政治情报的目的。而从伯父信中可以看出,伯父是一名在事关国家利益之大是非上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吴子寿的儿子啊!
   信中提及之另一历史事件,是一九二二年杨小川代表北京政府赴暹罗(泰国旧称)出席国际红十字会议,同时向暹罗当局提议订立条约一事。辛亥革命后,出于经贸和外交需要及国内民众之推动,自一九二一年始,中国政府多次主动派人到暹罗去试探或交涉订立条约、建立邦交问题。伯父信中写道:“敝戚杨小川氏近有赴暹罗订约之议,邀弟同行”。杨小川先生该次暹罗之行,系继方瑞麟及北京政府驻日公使胡维德之后,中国官方代表第三次与暹罗政府协商建交问题。据伯父信中透露,当时的北京政府囊中羞涩,乃至如此重要之外交事务,经费尚有难为之窘。但我查阅了史料,是年杨氏赴暹罗订约之议最终是成行的。(参《中泰关系史简述》等)
   大伯父的人生履历中,至少还有一段涉足外交界的时光。据堂姐(大伯父长女吴孟珠)说,大伯父年轻时曾在上海美国领事馆任高级职员,他聪颖过人,工作效率极高,传说后来他离开后,他的工作需由九人分担。而我身边的长辈则告诉我们,早年大伯父还曾被美国驻汕头领事聘为秘书,当时美国领事因为需要一名可胜任的潮汕人来任秘书,特从上海聘他来汕。(见图4)前辈们说起他的往事往往带着一种传奇色彩,听者也大都只欣赏其情节而忽略其发生之具体时间,所以现在留下来的只有趣闻了,说当年之伯父英姿勃发、年轻气盛,因其学历及才华成了人才市场之抢手货,因此不把美国老板放在眼里,领事看中他的能力,一直让他三分,可是最终还是因为对他有所批评,年轻的吴秘书不买账而甩手“said goodbye”。
   我家世交的一位银行界老前辈在世时喜欢讲我大伯父的故事,说伯父那年炒了美国领事后,需要一笔钱去创业,他直接去到汇丰银行汕头分行柜台,报名说要借三千银元信用贷款,柜员不认识他,说不行,他当场写了张借条,叫柜员拿给经理看,经理出来一看是某人,不敢不借他。那时的吴家已是贫乏之家,大伯父凭着这笔贷款,开始做自己的生意。几十年后,茶话之间,银行的老前辈告诉我们,那年汕头汇丰银行因这事违规,全部人员年度奖金被取消。
   伯父在上海有许多故事,然而我生也晚,闻也寡,至今除上述所提及者外,我只知道他后来当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还做过面粉进口生意。大致来看,伯父早年除了一段时间任大学教授外,多以他出色的外语水平受聘于各种涉外机构及欧美跨国公司,主要是秘书之类文职工作,然而这类工作不是他的志向,他不愿完全受人支配,又有志于工商业,却苦于没有资本,结果选择了一条既能发挥其外语专长又相对适合其性格的生路——代理西方跨国公司在华业务。这类旧事在某个时期是比较忌讳的话题,所以那时父辈很少提及,如今他的上海滩生涯我已难觅其踪。但是他在汕头却留下了当年营销美国汽车的印记:小时候父亲带我们路过居平路时,曾经指着路头一处建筑说,那里曾经是大伯开的东江汽车公司,他年轻时(1934年中学毕业后)在那里打过大伯的工。最近我在互联网上用心搜索,终于找到了此说之完美佐证,一帧民国时期的广告老照片出现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东江总分销处汕头居平路六号电话一一八四”之字样(见图5)。家姐说,她曾经问父亲,为何不给大伯一直打工下去,父亲说,那样是没出息的。父亲的兄弟姐妹比较多,蔡起贤先生说:“子寿先生的儿女,都是才华横溢学识过人”,他们彼此都和睦相敬,但不互相依附。据我初步了解,大伯父大约在1936年前后结束在汕头的商业活动,此后便长年离开汕头了。
   我的家乡在潮阳区河溪镇,乡里有吴氏丹阳祖祠堂,祠堂正中悬挂着“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为黄埔军校教授吴子寿立”之“太学士”牌匾(该匾系后来凭记忆复制之木匾,落款年份明显有误,原件是石板,毁于文革)。右侧则悬挂“美国文科学士吴元海”之“学士”匾。称吴元海为“美国文科学士”,乃因上海圣约翰大学是1906年注册于华盛顿的美国在华教会学校。大伯父就读该校时精研莎士比亚作品,以英国文学系第一名成绩毕业并获学士学位。作为教会学校的学生,据说其毕业论文竟然对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结果由校长亲自与其答辩,并给予优秀。毕业时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希望他留校当其助理,但是伯父却一心要为吴家开“从商之先河”,谢了校长之垂惜,径自奔四川应“糖大王”之聘去了。结果在四川也没干多久,“糖大王”是谁我不知道,应是制糖业方面的巨头。
   大伯父当年有幸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其实是得福于潮阳一名叫陈脚蛏的从良海盗,他原本是个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入伙当了劫富济贫的海盗,曾经被官府逮捕问斩,乡里人找到我祖父求救,祖父可怜他身世悲惨,从监牢里将他救了出来。后来他从良经商发迹,一直对吴家感恩戴德,认我曾祖母程太夫人为契母(义母),我的父辈们都称他“脚蛏叔”。民国初年,祖父因声讨盘踞潮汕的残暴军阀及领导潮汕倒袁(世凯)运动,先遭军阀林激真悬赏购拿(参张永福致孙中山函)、后被潮梅绥靖处督办吴祥达(奉袁世凯命)明令通缉(参各种潮汕史料及饶宗颐《吴子寿传》),吴家处于危难之中,脚蛏叔闻知情况,及时出手救难。这两次抢救吴家脱险之过程皆为惊心动魄,既属题外,此处按下不表。1913年9月的一个雨夜,一艘由脚蛏叔掌舵的渔船载着祖父及全家悄悄潜出汕头海湾,直奔澳门而去,吴家开始了数年的流亡生涯。其时祖父为革命事业已倾尽所有,然而吴家大公子元海因祸得福,他被脚蛏叔带去上海抚养,脚蛏叔尽心尽力养育他,直到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由于历史的原因,大伯父的履历及轶事,迄今我能见诸公开文字资料的,仅有饶宗颐先生为祖父所撰之《吴子寿传》中一段:“元海圣约翰大学士,南开大学教授”(见《汕头文史》第十辑)。据我向堂哥的了解,饶先生的信息是准确的,只是尚未能确定伯父在南开的具体时间。伯父在1923年10月6日写给郑兰华先生的另一封短信中提到:“弟日内便欲动身他适,暂时望勿赐书,俟弟棲止有定,当即函详一切”(见图6)。该次的“他适”,或许即是他赴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之行。而《潮汕百科全书》则记载了祖父“1934年应南开大学之聘,赴天津讲学”,父子同与南开大学结缘,实属可喜佳话。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伯父自上海只身移居香港,在港主要从事上海花边(抽纱)贸易业务。晚年自食其力,孑然一身长住于香港六国饭店,直至去世。内地开放后,后人寻其踪迹至该旅店,其经理捧出一本圣经一把旧雨伞,说这就是大伯父的全部遗物。此情此景,岂不也应了那句风凉话——“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近年我们在搜集家史资料时,发现了大伯父1941年11月13日在香港《青岛日报》上为祖父去世发布的讣告。当时大伯父不在香港,祖父在港去世时,妻子儿女都不在身边,全家因战乱无法赴港奔丧。想不到二十几年后大伯父也在港去世,同样无家人陪伴身边为之送终,令人唏嘘!
   搜集大伯父的资料十分辛苦,心中不免生发感慨:这岁月之罡风缘何如此酷烈无情?竟生生将一个充满故事的吴家大公子吹卷得无迹无踪,连小影都不见一张!说来还真得感谢出卖此信札者及孔夫子旧书网,没有此番拍卖,我等后辈恐怕今生便无缘无福一睹大伯父的片纸只字了。
   近日,我欣喜地收到了一段从他乡转发来的戴荣思君(孟珠堂姐长女,估计已届古稀之年)的一段文字:“……妈妈说外公对子女要求甚严,晚上归家見孩子睡觉了,床前鞋子没摆好,必定立即叫醒孩子起来摆好。他喜欢叫妈妈Pearl(珍珠)。当年大舅父(孟玮)在汕头会考第一名,到上海找到外公,外公说他已经十八岁,应该独立生活,每星期来見一面就可以了。于是大舅父自己一边给人补习一边读书,最终考上自己喜欢的航空专业。……因为种种原因,外公的往事知之不多,望吴游堂舅能为大家搜集更多,追根溯源,并籍此清明之际,缅怀众祖先人”。
   鲁迅先生有诗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鄙人之灵台则无法挣脱一把沉重的家族情结之锁。有友人笑我总是写自家的东西,其实那也只是自我陶醉的一些小小荣耀。也有好友鼓励我写长篇家族史,然而那些湮没在时间长河里的记忆、毁灭于血雨腥风中的文字,岂可失而复得?还有那些扒开了会冒血的老疤,那些跨时代的惊涛骇浪、悲欢荣辱,又岂是我的心力、脑力、笔力所能承受和胜任的?呜呼!谨此为大伯父吴元海先生,当年汕头埠一介名士,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留下一段破碎的文字。
   □吴游
   摘自2017年第2期(总第55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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