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党组织争取李汉魂共同抗日

1935年潮汕驻军国民党将领155师师长李汉魂,兼任广东省东区(包括惠、潮梅等地)绥靖公署主任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加紧进行侵华战争,多次在汕头市闹事挑衅。如1935年9月30日,日本米商拒缴地方税,被汕头市国民党当局缉拿归案,日领事竟蛮横抗议并派出日舰7艘以保护侨民为名,驶进汕头港,怂恿士兵上岸闹事。1936年1月21日,日本驻汕领署巡查角田进,在汕头暴病猝死,日方则诬为被我方暗杀,派日舰“夕张”号自厦门驶来汕头港,并在海面鸣枪百余发,还将炮口正对着汕头市政府与公安局,进行威胁。1937年5月22日,日本人青山清违反户籍管理法规,私设俱乐部,胡作乱为,汕头市警察局派人干涉,他们反而逞凶殴伤警员,日本还派出4艘军舰抵汕进行挑衅。对以上事件李汉魂是十分气愤,并与日方进行抗争。如日米商走私漏税时,李就召开军、政、警、税和缉私负责人会议,并通知各县县长,要通力合作,协力缉私,以维护祖国威严与关税。在“青山清事件”中,李除向日方提出严重抗议外,并一再表示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计,决心全力应付之。李不单对日本侵略者持强硬态度,对卖国求荣的汉奸也非常痛恨。澄海县王健民,历任国民党广东省参议,又把持该县县党部,结党营私、横行霸道,暗中勾结日商包运私货,又把情报供给日方,甘当汉奸,李将其枪决示众。李维护祖国尊严和民族利益的行为,受到人们称赞。当时冯玉祥将军曾夸奖李:“汕头汉魂李师长,守土报国大有功。”
   但是当时李汉魂又有服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旨意,害怕群众自发的反帝抗日爱国运动“越轨”的一面。1936年12月,汕头军警查封抗日义勇军潮汕大队部发行的《海岸线》刊物,并捕去主编杜桐(中共党员)等人。1937年6月,汕头学生自觉组织抗议日本士兵殴打人力车夫的示威游行,汕头警察局派员捕去组织这次游行,正在参加会考的爱国学生骨干10多人(其中有几位是中共党员),制造了有名的“考场事件”,对此,李汉魂是默许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奠定了基础。在潮汕国民党方面,首先赞同“枪口一致对外”的是155师师长李汉魂。1937年夏,中共汕头市工委书记李平到香港向“南临委”汇报工作,经上级领导介绍,与在香港的“华南救国总会”(简称“南总”)的负责人李章达会晤。李曾是汉魂上司,对他有所了解。并亲自写一封信交李平转给李汉魂,要他支持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李平回来后,即派两位党员骨干曾应之和王勖携信找李汉魂,李热情接待,并表示:“我对爱国青年是爱护的,你们今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呼声四起,各地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汕头爱国青年也走向街头公开宣传抗日。当时中共汕头党组织抓住这一时机,再派代表找李汉魂,申明爱国学生抗日无罪,要求无条件释放“考场事件”被捕学生。李表示接受这一要求,但说一切抗日行动应在政府领导下进行,随后被捕青年释放出狱。当时中共潮汕分委给中共南临委的工作报告中写到:“潮汕驻军为155师李汉魂部,李本人在抗战以前对救亡运动是压迫的。抗战发生,他把以前因‘人民陈线’(即考场事件)拘捕的青年释放,并面谕他们继续干救亡工作,宣言抗敌不分党派,除奸无论亲友。可以说在今天,他是不失为一个较有见地的军人。但是他对民众的态度是这样,要民众拥护他,听他的话,必要时帮他的忙。”
   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中共南临委及时指出:为了广泛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应迅速将处于秘密非法状态的抗日救亡团体和活动方式,争取转化为合法的抗日救亡组织和公开的活动形式。中共潮汕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认为有必要以原有各种救亡团体和文化团体为基础,建立一个公开的统一的救亡组织。于是通过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155师青年进步军官张其光(1939年加入中共),取得李汉魂的赞同,又争取到汕头市长何彤(原155师旅长)的重视与支持。再通过爱国进步人士张问强,取得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特派员林伟民的同意立案。于1937年8月13日,在汕头市成立“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成立大会在国民党市党部礼堂举行,市党部特派员林伟民,市长何彤,以及155师代表张其光、刘岐山出席了大会。“汕青救会”成为中共汕头市工委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团体,也成为中共潮汕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
   “汕青救”的成立,大大地促进了潮汕救亡群众运动向纵深发展,全体会员以满腔热情积极地开展各种活动,扩大影响。1937年8月下旬,“汕头青救会”应“潮安青救会”的邀请,赴潮州举行联谊活动,为了进一步增进与李汉魂的合作关系,队伍先开到155师师部(设在潮安),接受李汉魂的检阅,李非常高兴并当场发表讲话:“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抗战守土责无旁贷”。“汕青救”的同志当即高呼“拥护李军长保卫潮汕”(当时李已升为64军军长兼155师师长)。体现了“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友爱精神。“汕青救”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良好作风和高度组织纪律性,给李留下很好的印象。
   随着日本侵略者不断扩大战祸,汕头等地不时受到日机的轰炸,群众很多疏散到乡下去。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口锐减,而潮汕农村各地救亡工作还很沉寂。中共潮汕党组织认为组织工作队下乡,一方面可以发动组织群众,一方面可以宣传教育士兵,正如当时《抗敌导报》第十一、二期合刊指出一样:只有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才能使军队成为有意识的民族战士;只有通过军队,才能更顺利地动员民众。但最好的形式是利用驻军抗日的名义和对群众救亡工作的支持,组织随军工作队。此举得到李汉魂的同意和支持,一支40人的队伍很快就组成起来。1937年9月23日,在曾应之、饶东(饶和)、陈光等人带领下,这支队伍开往155师报到并接受短期训练。随后开赴潮阳、揭阳、普宁、惠来及南山管理局等地巡回活动。当“潮汕青年随军工作队”北上抗日返汕后,准备出版《随军通讯集》时,李汉魂还亲自为该集扉页,书写的“共同奋斗”四个大字。
   随军工作队实际并不随军队活动,由于有了部队这个关系,得以避免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如国民党潮阳县党部特派员姚鸿帆,原对潮阳“青救会”用红纸写大标语也采取蛮横干涉。后来随军工作队一到,与潮阳“青救会”一起搞演出,他看到“青救会”是155师支持的,也就没话讲了。“青救会”提高了政治地位,救亡运动也合法化了。揭阳县“青救会”在随军工作队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后,国民党县党部的右派人物不断进行捣乱,还企图解散青救会,为此“揭青救”上了一呈文给李汉魂,经李下令表态,县党部不得不表示愿与“揭青救”合作。汕头市反共CC派头子陈特向,利用国民政府通令成立“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借口统一抗敌民众组织,企图解散“汕青救”。“汕青救”坚决拒绝,但在非原则问题上也作了让步,改名为“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仍保持了组织的独立性。李汉魂也表示对“青抗会”的支持,派政训员张其光为“青抗会”指导员和汕头市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以抵制返反共顽固派的控制。当潮汕各地“青抗会”普遍建立,工作迅速开展,各县青抗会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统一机构“岭东青抗总会”来领导各地救亡运动时。国民党当局不予立案,汕青抗就通过张其光取得李汉魂和张的表兄陈公侠(原155师参谋长,后升为师长)的支持。经过联络广东省政军联席会议,以成立“岭青通讯处”名义取得合法地位,实际也起到总会作用。1938年2月,155师调防时,李把随军工作队转给接防的157师。尔后的157师战地服务团、独九旅战时工作队、艺宣队和沿海渔民、盐民工作队等,都是155师随军工作队的延续和发展。由“汕青抗”同李汉魂将军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在抗战前期得到了良好的发扬。如替换157师统计表防的独九旅旅长华振中,曾通令各游击据点内乡、保、甲长赞助“青抗会”工作,汕青游击队在武器弹药、给养等方面也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广东省第八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主任刘志陆、副主任林先立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所,自卫团分队长教导队。“青抗会”都派人参加,培养出一批妇女干部和武装骨干。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特派员林伟民,原是中间人物,抗战开始后,“汕青救”成立之时,他都积极支持。当陈特向之流企图解散“汕青救”时,他赞成“汕青救”改名“汕青抗”,保持独立的组织。1939年1月,岭东各地青抗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他仍出席讲话,强调“青年运动的正确指导原则,无疑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原来比较右的一些人物,如澄海县长李少如,“五四”运动期间曾是汕头市警察局长,亲日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立场也有所转变,任澄海县长兼民众抗日自卫团大队长时,曾接纳一批青抗会员去当政训员。1940年2月,曾积极配合反攻澄城的战斗。至于区、乡保甲长中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意同“青抗会”合作抗日的更是为数众多。这样抗战初期就在潮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抗日群众运动新局面。不仅“青抗会”得到迅速发展(到1939年5月有会员1.2万人),成为在闽粤一带有相当影响的抗日进步团体。还发展了妇抗会、教抗会、儿抗会及华侨抗敌同志会等抗日进步团体,其它各阶层组织的各种抗日团体也得到发展。
   为什么抗战初期李汉魂能支持抗日救亡活动,首先是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全民抗战形势教育了人。李汉魂大革命时期是爱国进步人士李章达先生领导下的排长、连长。后参加北伐,又是张发奎部下的团长(后升师长),受国共合作洪流的影响,对共产党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主张不杀蒋,一致抗日,李汉魂对此是有感触的。据张其光回忆:“那时我亲自听李说过:‘共产党是爱国的、抗战是真诚的’。1937年元旦,李那篇《国内外形势与我们任务》的新年献词,就是我按照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精神,结合当时形势与任务代他写成的,他几乎一字不改就签发了。香港与东南亚一些进步报纸出转载了。李章达先生看后,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当然李也捞到政治资本,因为他想当抗战英雄,但也说明他同意这些观点。”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七八宣言”,8月又能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不久,蒋介石也发表讲话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在这抗日大潮流推动下,李也曾想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据张其光回忆:“有一次李曾叫我表兄陈公佩通知我,他想跟潮汕地下党接洽,能否请中共派代表同他会晤,共同讨论潮汕抗日合作步骤,我受命把他的意图写信到香港给饶彰风和李章达。应当说,李汉魂当时倾向进步,倾向团结,愿意抗日的。连他的夫人李菊芳也出来参加募捐、写慰问信及保卫大武汉签名运动,并协助成立妇女抗敌同志会等活动。正如1938年2月17日中共潮汕分委第一号工作报告中所说的:“155师在潮汕时,潮汕的政治,一般是对我们有利的,李汉魂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救亡运动是相当了解与热心扶植”。
   □秦梓高
   摘自2017年第2期(总第55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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