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方言五问——基于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启动和开展

提要:本文基于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启动开展,针对“潮汕方言有无保护价值”、“潮汕方言会消亡吗”、“潮汕方言中哪个方言点是最标准的”、“潮汕方言中哪个方言点是最古老的”和“潮剧是用哪个方言点演唱的”等五个问题,展开讨论和阐述。本文对于汉语方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开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例如关于调查选点、布点和发音合作人的选择、非遗项目的录音摄像等等。这五个问题也是其他方言土语也都会产生的共性问题,因而带有普遍性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潮汕方言;语言资源保护;语言消亡;代表点;潮剧
  
   一、潮汕方言有无保护价值?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著名的语言学家钱冠连教授有一本著作,叫做《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商务印书馆,2005年),写得很精彩。母语(方言)对于人民来说,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记忆。而对于母语是汉语方言的人民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就是自己的母语方言了。记得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大学的时候,听著名戏曲研究家王起(季思)先生的课,内容很丰富,但乡音很重。我们向班主任反映,请先生尽量讲普通话。先生听了我们的意见后,向同学们表达他的歉意,说:“人老咯,乡音越来越重了!”那时候,我的理解是先生可能没学过普通话,所以才这样。比王起先生乡音更重的是卢叔度教授,他讲易经研究,满口粤味普通话,或者说基本上就是变了声调的粤语。听懂了的同学们如痴如醉,听不懂的北方同学们却如听天书,一头雾水。现如今我自己也年届花甲,又研究了30多年的方言了,才真正理会到母语(方言)对于人民的精神作用。世界上有些东西,真的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而有些具有地方性或者民族性的东西,就只能用母语(方言)“言传”而不能用第二种语言来传译。不同的文化底蕴造成了语言中某些东西是难以十分传神地被翻译的,这就是语言的某些成分的“不可翻译性”。正因为如此,语言(方言)才能成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族群人民的精神家园。没有了它,词不达意,话不传神;没有了它,沟通不畅,交流困难;没有了它,文化式微,家园败落。难怪老辈人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遗训!
   语言(方言)还是一个国家、地区、族群的文化标记,就像LOGO之于品牌。在自己的家乡,这样的体会可能不深刻,可是当你远走异国他乡的时候,冷不丁地不知从哪里飘来了一句潮州话,足以让你循着声源,四处寻找。因为那就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我们潮人则说:“家己人,拍死无相干!”为了乡亲,死都不足惜!这乡情,比之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友谊,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熟悉的乡音,足以让你忘掉旅途应有的警惕性;甜美的乡音,足以让你丢掉旅途颠簸的疲累。人们爱说:“有潮水的地方就有大海,有大海的地方就有潮人。”我这里加一句:“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汕话。”
   然而,在海外,潮人的这种文化烙印,正在慢慢地消褪,甚至在第三、四代潮裔外国人身上,已经了无痕迹:他们已经不会听和说潮汕话了!于是,有识之士开始忙碌着,要重新让他们记住祖先的语言。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世界潮团联谊年会秘书处和马潮联会联合推出一本《潮州话入门》教材,计划让全世界的潮人家庭里,重新响起潮州话优美动听的对话。
   语言(方言)是一种文化载体,写作民间文学的语言就是方言。没有潮汕方言,就不会有潮剧、潮曲;没有潮汕方言,就不会有潮州歌谣、歌册;没有潮汕方言,就不会有潮州民间故事;没有潮汕方言,就不会有潮语相声、小品;没有潮汕方言,陈三、五娘、苏六娘、桃花、渡伯、李老三将离我们而去……
   然而,方言地区不能让一种方言独统天下,国家的语言政策要求我们要推广普通话,国家机关里的工作语言、媒体的宣传语言、学校里的教学语言要求用普通话。再说了,方言区其实也需要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存在。因为一种语言(方言)就是一种文化(亚文化),只有多元文化互相交融、求同存异的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因而,潮汕地区也不能只讲潮汕话,“太潮汕”了会让外地人产生“排外”的错觉,会影响外地人才的引进和定居,会影响潮汕社会经济的发展。
   于是,我们倡议双语(方言)社会的存在和建设:生活里、家庭中讲我们魂牵梦绕的潮汕话;公众场合里、工作中讲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定要讲的国语——普通话,最好还学会英语。倘能如此,就能文化发展、社会和谐,近悦远来!
   二、潮汕方言会消亡吗?
   有乡亲经常问我:现在的年轻人,能用标准潮汕话完整表述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许多青少年似乎习惯用“潮汕话+普通话+英语”的“杂交”方式来交流。这对潮汕方言来说,是没落的“先兆”吗?在不久的将来,潮汕话会不会成为“语言文物”?潮汕话需要拯救吗?
   乡亲们的担心,是一种文化焦虑。他们是懂得方言的交际功能和文化价值,所以才焦虑的。但在我看来,这种焦虑目前还是没有必要的,潮汕方言是在发生着一些变化,但暂时还不应该看作“没落”的先兆。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而人的生活特征之一就是群体性和社会性,因而语言也具有社会性的特点,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潮汕方言发生变化并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一些词语今天不说了,现在的潮汕话里又增加了普通话词语或者英语单词就认为它要“没落”了。事实上,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汕头话里面就有了不少英语单词和马来语词,例如“啰哩”(lorry,汽车,原指卡车)、“羽”(wool,毛料布料,俗语说“真羽不缀塗”)、“士巴拿”(spanner,扳手)、“术球”(shoot,投篮)、“肉”(net,触网,打球的土规则:“二肉当一”)等都是英语,而“五脚砌”(骑楼下)、“躲隆”(饶恕)、“动角”(拐杖)、“咕啤”(咖啡)、“沙茶”(一种作料)、“罗的”(一种上带彩色砂糖的小饼干)等等都是马来语。大约流行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词语才慢慢“淡出”潮汕方言的江湖。[1]今天的潮汕话里借进一些英语单词或者是粤语单词,只不过是新一波的外来语的借入而已,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种变化:方言的书面语交际和文学功能的退化。笔者这代人,可以用方言来朗读课文、报纸、古典诗词,语文老师教读古诗文的时候多数是用方言作为教学语言的。所以民歌民谣、潮州歌册曾经大行其道。但今天不行了,潮州歌册能看懂的人很少,能唱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今天的青少年也很少有能用方言诵读古典诗词的了。孩子们跟家长用潮汕话交流,说着说着,书面化一点的单词方言说不上来,就改用普通话了,或者用普通话语音折合成潮汕话来说。这说明,潮汕方言的书面语功能、文学功能确实是退化了,值得我们注意,但还没有到要担心潮汕方言会消亡的地步。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诸如潮剧、民谣、方言曲艺等等,没有了方言,也就会消亡。此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个人的建议是:在积极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幼儿园可以教读一些方言童谣,生活语言也不必强求统一为普通话。小学生可以教读方言歌谣,阅读并学会用方言讲述一些民间故事。中学里要鼓励普及潮汕方言知识,鼓励教师要方言教读古诗文、用方言知识来讲平仄和押韵的知识。家庭环境中,如果学校里的普通话环境已经很强势,应鼓励家长跟孩子讲方言,以保持普通话和方言的平衡发展。
   当然,我们今天还不必为方言发生了变化而焦虑、恐慌,书面语功能、文学功能的退化并不意味方言的即将消亡。潮汕方言作为潮汕人的语言表征,在潮汕本土,一百年后还会是这样。但我们要懂得,今天的潮汕方言,与100年前的潮汕方言有较大的不同,尤其是词语方面(语音和语法方面比较稳定);而100年后的潮汕方言(词汇),也必定跟今天的潮汕方言有不小的差别。我们要做的是,重视方言作为生活语言和文化载体的作用,努力做一些抢救和保护它的工作。例如,把家喻户晓的潮剧戏出做成动漫,使青少年乐意去看去听去学(那就等于学潮汕话了);让方言歌谣进入课堂,让学生学会朗诵;让教师用方言教学古诗文,讲解潮汕方言的知识。现在,国家都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语言(方言)资源保护机构,启动了语言(方言)资源保护工程,各省都选择了几十乃至上百个代表点进行方言资源的调查、记录和整理、研究工作。我想,我们一方面继续大力推广普通话,一方面要及时地努力保护方言资源。这两者如果做得好,就会使一个地方的文化更加多元和繁荣发达,从而改善这个地方的人文软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潮汕方言中哪一个方言点是最标准的?
   经常有人这样问我:“哪个方言是潮汕方言中最标准的?是潮州话还是澄海话?”
   这问题让我很难回答,把我“考仆”(问倒)。从语言学的专业来看,这样的问题很外行,用眼下时尚的词语说,是个伪命题。因为一个方言的次方言及其各个土语中,各自有各自的特点,这就是民间俗语所形容的“潮州九县,县县有语(潮州府下属的九个县,每个县的土话都有各自的语音特点)”。没有哪个标准哪个不标准、或者哪个比哪个更标准的说法。
   “方言代表点”的说法倒是有的。在我们进行方言调查研究时,会挑选出有代表性的方言点作为调查对象,这就产生了方言代表点。例如粤方言会经常以广州粤语、香港粤语为代表点进行调查研究;潮汕方言则经常以潮州府城话、汕头市区话作为代表点来调查研究。但这不等于,作为代表点的次方言或者土语的语音就是粤方言和潮汕方言中最标准的。
   通常来说,方言代表点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一是这个方言点的人口在整个方言区中是最多的;二是这个点是这个方言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有时候,是因为这个方言点的文化教育水平高、名人辈出,有影响力,知名度高,尤其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往往会把自己的家乡话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例如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在法国读博士时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博白方音实验录》,而博白就是王力先生的家乡。[2]根据以上的条件,我们就能知道早期的潮汕方言研究,是以潮州话为代表点的原因。1943年出版的翁辉东《潮汕方言》,虽然以“潮汕”命名,但记录的词语基本上是作者家乡潮安的词语,[3]解放后的第一本潮汕话字典——《北京语音潮州方音对照潮州音字典》,是潮州人吴华重等先生编著的,注的也是潮州府城音(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1983年易名为《普通话对照潮州音字典》再版);詹伯慧和李永明同年出版的两本同名著作描写研究的也是潮州府城话[4]。潮州作为一座具有16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一直到清末民国,都是潮汕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府城音作为潮汕方言的代表音系是完全够格的。
   1860年汕头开埠以来,汕头逐渐崛起,形成一个新兴的港口城市。1949年之后,随着汕头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人口的增加、汕头市话的形成,这种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20世纪中后期,汕头逐渐取代了潮州而作为潮汕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不少方言研究的代表点就选取了汕头市话,如黄家教的《潮州方音概说》[5]、李新魁的《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6]。20世纪后期,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侯精一教授录制方言音档,也选择了汕头话作为代表点,发音人是汕头电视台的今日视线专栏节目的著名主持人许友文。(侯精一《汕头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90年,我的老师、中山大学黄家教教授就在《韩山师专学报》上发表《潮汕方言的代表语问题》一文论述过。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
   四、潮汕方言中,哪一个方言土语最古老?
   曾经有一位民间的潮汕方言字典编辑者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潮阳话是潮汕方言中最古老的、是最标准的。这种观点经过《广州日报》和《潮州日报》等报纸刊登后,网络上也多有转载。因为论点新奇,所以读者不少、影响不小。[7]不少读者以前只知道潮阳话[huai2](怀2),语音特点比较“重”,但没有想到,这种特点竟然成为了“标准”和“古老”。
   所谓“标准”一说,上文已经阐述,是伪命题。至于是否“古老”或曰“接近古汉语”,则要看它是否保留了古汉语的更多的成分,或者保留的古汉语的成分比其他方言土语更加早期。显然,我们无法做出这种论证,或者说,没有证据可以用来证明这种观点。我们都知道,粤东闽语区(或曰潮汕方言区)的人民,其主流是从福建闽方言区迁移而来的,所以同样操着大同小异的闽南方言。之所以有各地口音的不同,最主要的原因是移民的来源地不同,也即是说,来自福建的不同地方(也许更早可以追溯到河南的来源地不同);二是迁入潮的时间不同,有些方言点可能是明代甚至更早就入潮了,有的可能是清朝才来的;三是移民创祖居留地的不同,也就是说,福建移民到了潮州府各地之后,选择的创业、居住地不同。由于山河隔绝、交通不便的原因,一地方言经过几百年的自身的演变发展,也形成了自个儿的特点。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喝韩江水的,就说潮州、澄海、饶平话(所谓的“潮澄饶”腔)和后来的汕头话;喝榕江水的,就说揭阳话;喝练江水的,就说潮阳、普宁、惠来话(所谓的“潮普惠”腔)。这些说法如果从交通不便造成群体之间的交际、交流不便,甚至隔绝,从而造成方言的不同特点,就是对的。但绝对不是因为喝了什么水就讲什么话这种近似于童话故事那么简单。
   根据我们的研究,潮汕话保留了汉魏六朝时期的语音特点和词语最多,当然也有更早的先秦汉语的语音沉积层和词语存在,也保留了唐宋、元明不同历史层次的一些词语和语音特点。[8]据移民史研究的成果和民间族谱研究的成果来看,潮阳人从福建移民入潮的时间较晚,居住区也与潮州府中心地带距离较远,且有练江、榕江和韩江三江之隔绝,所以没有与潮州音融合,保留了自己的语音特点。但从潮阳话的语音特点来看,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它比潮州话等其他方言点更古老些。我们不能拿一首唐诗用何种方言来诵读是否押韵来判断一种方言的孰最古老,因为另一种方言完全可以找到《诗经》或者《汉乐府民歌》里的另外一首诗来念,说我很押韵,用你的方言念就不押韵,所以,我这种方言比你更古老。
   上面说到,有人说,潮阳话[huai2](怀2),语音特点又“硬”又“重”,潮州话、澄海话“软”。所以,民间有“好听潮州人相骂,孬听潮阳人呾话”的无厘头说法。别的地方也有这种现象,江浙一带就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吴侬软语听起来非常地轻柔婉转,听听苏州评弹就知道了,即使是在吵架,听起来也是嗲嗲的。而宁波话就不同了,生硬而粗重,即使是一般的谈话,外地人听起来感觉像在吵架。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其实,这是各地方言语音特点不同造成的。从语音特点来看,潮阳话的声调多降调,尤其是连读变调以后,高降调、低降调都有,听起来直觉是比较“硬”一些,好像是一个一个音节往下砸,所以“重”。例如,“你要去哪里”这个问句,潮州话和澄海话说:“你爱去底块?”除了“你”之外,其他四字潮州话、澄海话都是阴去调,调值是213,先降后升的曲调(√),四个音节如果慢点说出来,简直像唱歌。而潮阳话说成“你爱去底囝”,“你、去、囝”都是降调,每个音节说出来都“掷地有声”。又例如,用来修饰形容词、表示程度的副词,潮州话、澄海话用“怪”[guê3](过),也是个阴去213调,如说“怪好”、“怪重”;但潮阳话用“野”[ia2],阴上调,调值51,从最高降到最低,“野好”、“野重”,听觉上给人以物体降落的“沉重”感。
   有些人还把方言的语音特点跟人的文化性格联系起来,说潮阳人敢闯敢干,办事直爽、快刀斩乱麻,所以说话也大声粗犷,直起直落。我却不以为然,语音特点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人物性格的直率和说话风格的爽朗是有一定的联系,但跟语音特点没有直接的关联。虽然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计量统计分析,但在我的朋友中,潮州、澄海也有喜欢大声说话的,听起来爽朗、粗犷的,而潮阳的朋友中,也有说话细声细气、挺斯文的。
   五、潮剧是用什么方言来演唱的?
   有人问我:“是不是澄海话很标准,潮剧是用澄海话演唱的吗?”
   其实这也是一种误会,澄海话被误认为潮汕方言的标准,有可能跟澄海籍的方言家及其研究成果多有关。第一本韵书式同音字典《潮声十五音》是澄海人张世珍编著的,第一本偏旁部首字典《潮汕字典》,作者也是澄海人陈凌千。这两本字典加起来的发行量,不算盗版的,都有75万册。解放后发行量最大的《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也是澄海人李新魁编著的。加上我这个澄海人编写的《新编普通话对照潮州音字典》,我们师徒俩的两本字典的发行量估计在60万左右。但李新魁先生和我的字典都用汕头话注音,不是澄海话。因为澄海话人口少、县城和周边地区有个明显的语音特点就是没有闭口韵尾[-m]/[-b],[9]而潮剧中的唱腔和对白是有闭口韵尾的。现在的潮州、汕头、揭阳三个市区的方言点都具有闭口韵尾[-m]/[-b]。所以,就不要说标准了,连当潮汕方言的代表点都不是很够格。
   那么,潮剧是不是用澄海话来表演的呢?这个问题则可能因为潮剧演员中涌现出不少澄海籍的著名演员如姚璇秋等等而引起的,据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的潮语播音员中,以前也有一些是澄海籍的。但说潮剧是用澄海音演出的,则肯定不是。
   根据我们对《明代潮州戏文五种》的词语和韵脚的计量分析,潮剧不是简单地用某一方言点的语音来演唱的。[10]潮剧的产生早于汕头市话的形成[11],所以,不可能用汕头话来表演。潮剧中没有出现潮州府城话中最具特点的[iêng]/[iêg]、[uêng]/[uêg]等韵母,所以也不是单独用潮州府城话来表演的。尚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明本潮音戏文的唱词和韵文的韵脚很多都是与现在的揭阳音相同的。[12]例如:
   壮节丈夫谁得知(zai1),愿学温乔下玉镜台(tai5),神女嫦娥照见在目前(zain5)。(《荔镜记》第十九出)
   绣厅清趣四边粉白无尘埃(ai1) ,好画挂二畔(bain5),花香毛人爱,珠帘五色彩(cai2),锦屏在绣厅前(zain5)。(《荔镜记》第二十一出)
   翰徽埋名假作张生(sêng1),轻身下贱拜托红娘,即会合崔府莺莺(êng1),有缘千里终结姻亲(cêng1)。(《荔镜记》第十九出)
   伞仔实恶持[koih8],葵扇准葵笠[loih8],赤脚好走动,鞋仔阁下挟[goih8]。裙裾榔衲起,行路正斩截[zoih8](《苏六娘》中林婆唱的“卜算子”唱段)
   我们暂时做出两种推测:一是五、六百年前的潮州方言的音系就是这样的,没有[oin]韵母,而有[ain]韵母,“畔”音[bain5],“前”音[zain5];“持”这个词也叫做[koih8],而不是现在的[kioh8];第二种推测是,改编剧本的和“教戏”先生(导演)都是揭阳人,而在500年前,与现在一样的揭阳口音已经形成。当然,这只是根据戏文材料做出来的推测,没有关于明代的潮剧导演和编剧(教戏先生)的记载,也没有明代潮州方言的其他资料可以做印证,尚不能作为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潮剧基本上是以潮州音为主要音系来表演的,但回避了潮州音的最明显的特征音韵母——潮州府城话的[iêng]/[iêg]、[uêng]/[uêg]、[iêm]/[iêb]等韵母换成了跟其他方言相同的[iang]/[iag]、[uang]/[uag]和[iam]/[iab]韵母。然后,还参杂了揭阳话的一些特点。
   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猜想,500年前,潮州府城话根本就没有[ieng]/[ieg]、[ueng]/[ueg]和[iam]/[iab]韵母。那么,问题就简单多了。
  
   □林伦伦
   摘自2019年第2期《潮商潮学》
  
(发表日期: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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