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阳“九军”评价的变化——兼论潮客矛盾的淡化处理

提要:明清之际,广东揭阳发生著名的“九军”起事,对粤东影响很大。对于“九军”,至今评价存在极大分歧。“九军”的历史真相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文章主要着眼于“九军”的不同评价,以及评价变化的真正原因。通过分析,说明围绕“九军”评价,潮客族群冲突被满汉民族矛盾以及所谓“阶级斗争”所掩盖,从而“九军”的评价变化带有深刻时代烙印。
   关键词:揭阳“九军”;刘公显;潮客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
   有关揭阳“九军”和刘公显事迹,诸多史志、笔记、民间故事和戏剧均有记载或叙述,但是,各种记载或叙述的矛盾众多,对“九军”评价极不相同。置于明末清初的复杂时代背景,揭阳“九军”涉及潮客冲突、满汉之争和阶级斗争,需要深入进行分析。
   一、当代志书对“九军”的正面评价
   《广东省志》所载之刘公显及“九军”引自揭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写内容,其对于刘公显及“九军”的叙述以正面评价为主,将其定性为农民起义,但也提及对方“滥杀”之事:
   刘公显,广东揭阳人,少习武艺,后中武秀才。明末,清兵压境,朝廷无能,官绅肆虐,刘开始秘密结党聚义。清初,他联系志士,于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高举反清旗帜,在揭阳宣布起义,大本营设于南塘山。部属有“九军”,时人称为“九军起义”。“九军”将领曾铨、马麟、马殿、马登、傅达、邱瑞、黄甲、吕忠、吕玉与主持东、西、南、北四军之潘俊、陈云、陈汝英、陈侃及都军温韬鲁、大将吴元、二将曾懋昭等,合称为“十八虎将”。因姓“刘”,故定朝号为后汉,立帝名为大升。
   “九军起义”初期,集中兵力攻打揭阳城。潘俊率领东军多次强攻县城东门,城内官兵日夜守御,难以攻取;刘改用迂回夜袭,于顺治二年(1645)九月十一日凌晨,由新河村横渡北溪,潜伏城门外,乘守兵防护稍松,即攻破进贤门,占领揭阳城。同年十月二十日,陈豹奉旨封刘为左军都督,铸镇国将军印,并改揭阳为都督府,九军各将俱署都督门牌为东西辕门数十处。自此声威大震。但九军入城后,滥杀城内官绅富户,树敌太多。
   刘为壮大起义军力量,派人到福建与拥立福王为大明皇帝之福建军事领袖郑芝龙联系,争取军事联合。顺治三年(1646),郑芝龙降清,其弟鸿逵、子成功不从,坚持反清复明。是年四月,郑鸿逵率舟师3000余人,艨艟大小300只,至潮阳港口,刘前往迎接,引大军进揭阳,定县城为闽师军营。顺治六年又迎郑成功大军来揭。
   顺治六年(1649)八月二十六日,刘公显所率九军联合郑鸿逵水师与潮州总镇郝尚久之府兵大战于铺前(今揭东县炮台镇),自辰至酉,大炮相攻,彼此击死千余人,府兵自忖难以坚持,遂采取“围魏救赵”之计,调兵袭扰揭阳城。刘得情报后,将计就计,由郑率水师乘夜回护县城,以此麻痹府兵。二十九日,刘挥军攻府兵,对方以为刘公显兵力单薄,敞开寨门迎战,郑鸿逵已秘密回师助刘,挥兵全线进击,府兵措手不及,不能抵挡,围寨铳城木栅尽毁,九军大获全胜。
   顺治八年(1652)四月,刘带领马麟、傅达等将领及随从十多人,秘密进入府城对清总兵郭虎进行策反,因事机不密,为总镇班志富、郝尚久发觉而被捕。同年五月初六日,不屈牺牲。[1]
   而《揭阳县志》载有李铎撰《九军的反清复明斗争》,将“九军”说成是反清复明的义军,该文对于“九军”简直是歌功颂德,该文所征引的《潮州志》、旧《揭阳县志》显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
   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后,清政府大规模圈占土地,下层劳动者受非人待遇,逃亡者甚多,而清廷又严处逃人,且强迫汉人按满俗剃发垂辫,废弃明朝衣冠,违者被处死。民族矛盾激化,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在揭阳,自顺治元年起,连续三年地震,加上海阳发大水,流民盈千累万拥至揭阳,谷贵民饥,卖儿鬻女,卖田卖屋及饿死者甚多。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揭阳武生刘公显,于顺治二年聚众起义,号称“九军”,攻城破寨,后来又与福建郑成功的闽军紧密联合,同清军及地方乡兵激烈战斗在潮汕各地。直至顺治八年(1651)首领刘公显等被擒杀,根据地鸳鸯寨被攻破,前后七八年的九军起义活动,在潮汕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2]
   二、针对“九军”的反面评价
   然而,历史上潮汕民众对“九军”的极度不满,早在“九军”发生时就广泛存在。“九军”在揭阳的大肆杀戮,涉及忠于明室的士大夫郭之奇:
   清顺治三年(1646),潮地有刘公显率所部称“九军”起事,定朝号后汉,集中兵力围攻揭阳城。郭之奇与官绅协力守城,派遣其弟郭之章带兵巡城。城破,郭之章战死,郭之奇与父亲被九军挽留80天。九军在城内滥杀官绅富户。郭之奇得普宁在籍御史林铭球之助,父子先后得脱。逃至林铭球家中,共谋起义同救明室。不久,丁父艰,林铭球也卒。郭之奇只能为诗当哭。等至九军败散,始得回揭阳故居。[3]
   再如“九军”杀死出身望族、才华出众、累代为官的进士许国佐:
   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揭阳武生刘公显聚众起事,号称“九军”,占领了揭阳县城,掠走一部分人,许国佐老母为其中被掠者。许闻讯只身赶到军营救母,愿以身代母赴死。刘公显劝其一同抗清。但在许国佐的心目中,“九军”属于“贼”一类,故许坚决不同意。囚禁一个月,被刘公显杀害,年仅42岁。
   许国佐不仅为官多政绩,又善于诗著,且救母至孝,事迹远扬,被尊为“潮州后七贤”之一。而远在宋代,许氏家族的先祖许申就被誉为“潮州前七贤之一”,许氏家族一门出两贤,非同一般。[4]
   “九军”以南明为旗帜,进攻同样奉南明为旗帜的揭阳城。“九军”在揭阳烧杀抢掠,在清代地方士大夫执笔的县志中,犯下滔天罪行:
   钉锁于天中,以猛火燃迫,至于皮开肉绽。掘坎于地下,以滚汤灌渍,至于体无完肤。多以纸浸油,男烧其阳,女焚其阴,异刑不以阐述。
   各贼分宅镇营,杀戮乡绅士庶。杀进士许国佐、黄毅中,推官邢之柱,知县谢嘉宾,举人杨其华、黄三槐、杨世俊,贡生林鼎辅、谢联元,武举杨德威,都司黄梦选;监生王之达、郑之良,例贡郭之章。通县生员被杀七十余人,饥寒因以病故四十余人。
   抢掠妇女,尽驱入山。所至破棺碎木主,贼名之曰“辟死鬼”。
   贼毁文庙,劫城隍,开库狱,焚黄册。[5]
   据称,有清初僧人收埋“九军”杀害的揭阳尸骨,超过万具,埋于当时的“万人坑”中。九军所杀的不少是士大夫,“九军”直接和封建礼教对立。如“九军”压迫或杀害的郭之奇、许国佐、黄奇遇都是地方名贤,他们是儒家理想的寄托,“九军”为地方士大夫憎恶尤为明显。潮州有“戊辰八贤”之说,包括郭之奇、黄奇遇、辜朝荐、李士淳、宋兆禴、陈斯献、梁应龙、杨任斯八人,崇祯元年(1628年)戊辰科,全潮州地域同榜登第的进士竟达八人之多。
   顺治三年(1646)十一初三,九军攻打潮州府城,当时福建人李明为下游守备,据开元寺,拟作九军内应,为惠潮巡抚程峋、乡绅辜朝荐、欧汀参将陈君谔等所觉察,在开元寺席上被程峋等擒斩,李明所部300余人尽被杀。[6]上文的辜朝荐也是地方著名士人。
   在1949年以前,潮汕地方对封建士大夫一直十分推崇,潮州地方有所谓“前七贤”、“后七贤”之说。甚至在民国时期,揭阳人林培庐还积极搜集潮州七贤的故事,据陈平原研究:
   这就说到另一位俗文学专家、揭阳榕城人林培庐(1902—1938)。林培庐于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念书,大学毕业后回潮汕,先后在揭阳、潮州等地多所中学任教,1938年因病早逝,年仅36岁。林培庐30年代初在潮汕为《岭东国民日报》编“民俗”专刊,为《潮梅新报》编《民俗周刊》,还时常在中山大学主办的《民俗》杂志上发表文章,编有《潮州七贤入事集》《潮州历代名人故事》《民间传说》等。其中上海天马书店1936年刊行的《潮州七贤故事集》最广为人知,除了周作人的序言,还因此书封面出自另一个潮州(饶平)人——以“爱情定则”“美的人生观”著称的北大教授张竞生。[7]
   士大夫对九军固然不满,地方资料另记载基层民众和九军、郑成功集团的憎恨和激战:
   九军与闽军屯兵揭阳城达五年之久,至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七日,闽军扬言要撤师回闽,并于黎明时假装扬帆而去。四月十九日,地方乡团首领蔡元以为闽军已去,欲领兵入城安民,至盘侢村,始知闽军仍在城内,于是退兵住于曾厝寨。闽军得报,偃旗息鼓,带小船八十余只,直至大沟河,与乡团遭遇,激战于盘侢寨,战斗自早晨至下午三、四时,蔡元兵败,退入我寨,闽军追至,我族发炮轰击,闽军才退去。第二天,闽军恨我乔林乡绅,匿护蔡元,出兵于港口,自早晨至傍晚,打炮三百余发,族长文度公谕族众乡兵以忠义之心死守,闽军多次进攻,未破我寨。……五月初六日,刘公显等图谋攻潮州府城,阴谋败露被擒杀,十月九日九军根据地鸳鸯寨被清军攻故。至此,前后活动七、八年的九军基本被消灭。
   后来,清皇朝盛赞我族英勇抗击九军,褒赠“磐垒古乔”匾额,我族于雍正八年重修寨墙,将石匾嵌于前寨门之上,让我族之光辉千秋永存。[8]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研究学人对于“九军”的评价以负面为主。如吴二持认为,“当崇祯帝为代表的明王朝覆灭之后,又有福王唐王于福建的局部小朝廷的续存,该小朝廷覆灭之后,又有粤西肇庆的桂王即永历王朝的局部续存。这先后的两个中心,曾经有力地牵动着南方各省反清复明的神经。而这个时候,潮汕大地则是寇盗之乱正炽,像姜世英、阎王老、黄海如、九军贼等等,正相继荼毒潮汕大地。”[9]
   三、潮剧和民间故事中的“九军”正面形象
   颇有意思的是,尽管清代潮人、特别是士大夫对“九军”没有丝毫好感,“九军”后来却在民间故事以及潮剧中以正面形象出现。所谓《九军智取揭阳城》[10],一看名字就知这是对“九军”的赞扬。潮剧是潮汕人的剧种,对“九军”的肯定,更值得注意。而潮剧将地方人物故事搬上舞台,有悠久的历史,潮汕一些杰出人物和群众熟知的人物,差不多都被编成潮剧搬上舞台,如《刘进忠下潮州》、《马发守潮州》、《吴忠恕》等。[11]将刘公显、刘进忠、马发和吴忠恕这些复杂历史人物,从历史场景搬入戏台,相应会发生评价的偏差。而中国戏剧的特点是面谱化,非正则邪,刘公显和“九军”的形象只能是其中一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林以、王育编著民间故事《九军智取揭阳城》,其首段这样写着:
   明朝末年,崇祯在北京做皇帝的时候,广东潮汕一带,连年常遭水旱,加上地主阶级的高租重税剥削,百姓生活很苦。当时,北方李自成、张献忠的带领农民起义,对南方的影响很大。……这支农民军,曾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摧毁了当地的地主阶级政权,占有了揭阳、潮阳、普宁等县;又与郑成功结成了巩固的抗清联盟,构成了东南沿海抗清势力的中心支柱,艰苦斗争十余年,给清兵和地主阶级武装以很大的打击。后来,由于郑成功攻打南京失败,九军失去有力的呼应;又因清兵在镇压西南之后,又转派重兵到广东来,九军势力不敌,只得固守抵抗,最后在鸳鸯寨全部壮烈自焚,表现了潮汕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这里写的,是当时九军和郑成功联合抗清以后,机智取下揭阳城以作抗清基地的一段故事。[12]
   林以、王育编著民间故事《九军智取揭阳城》这样叙述刘公显:
   相传九军的兵马、共分九路,十三大营,十八大将。为首名唤刘公显,是个农民出身的秀才,这人能文会武,爱讲义气,因此大家尊他为盟主,称他为大爷。[13]
   刘公显本来是武秀才,在故事中却变成文武双全。而进士出身的许国佐被极度丑化:
   ……原来城里有个进士,名叫许国佐,官拜兵部主事。只因遍面花斑,十分丑陋,故取号“班王”。百姓心直口顺,背地里却管他叫许麻子。当李自成建立正式政权的时候,他见明朝江山,已是无望,便借葬父为名,请假回到揭阳城了。[14]
   五十年代老版连环画《九军智取揭阳城》是根据林以、王育编著故事改编,连环画的封底写着:
   明朝崇祯末年,广东潮汕一带灾民,被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真是无法生活。当北方的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对南方影响很大。潮汕地方,也就发生过多次小股起义。
   公元一六四六年,清兵从南京打到汀州以后,揭阳县石坑寮村有个农民出身的秀才刘公显,以抗清为名,把当时潮州的几股农民队伍组织起来,在揭阳南塘山起义,号称“九军”。这本书写的,是当时九军和郑成功联合以后,刘公显、吴元等人,有计划的,机智取下揭阳城,作为抗清基地的一段故事。[15]
   这本连环画写法类似《水浒传》的行文,将刘公显的形象塑造成为才勇兼备、抗清英雄、农民起义领袖式的面谱化人物,地方乡贤的许国佐同样被严重丑化:
   原来城里有个许国佐,曾在朝当过兵部主事。……十分丑陋,故取号“斑王”。当李自成建立政权时,他见明朝江山无望,便借葬父为名,请假回到了揭阳城。[16]
   而据其他资料,许国佐是一位才子、贤人,在地方有极高威望:
   崇祯十七年(1944)甲申国变,崇祯皇帝自缢于北京煤山。南明小朝廷成立后,朱由崧下旨召许国佐任原职,许因父病未赴任。次年唐王朱聿键(隆武皇帝)在福建成立小朝廷,又召许到职。当时正值许父去世,待安葬后各地已是战乱,道路不通,许无法赴闽到任。[17]
   和“九军”有关的另一民间故事是《火烧鸳鸯寨》,被改造为潮剧,这批人在刘公显失败之后继续反清,俨然是正义化身:
   话说当年清兵打下南京,夺取汀州,直捣广东而来。揭阳县有个秀才姓刘名公显,汇集九路英雄,竖起了抗清旗号,聚义于南塘山。奋战七年,三困金瓯,智取揭阳城,直下潮州府,救生民于水火,匡国难于当头,万民钦颂,一心归向。
   后来,九军在出师途中,遭到清廷大兵截击,又中了敌人奸计,刘公显被清兵诱杀于潮州开元寺,大将也多阵亡。
   九军将领马桂英(刘大嫂)、黄甲、丁宗周等带领五百壮士,退守鸳鸯寨,与潮州总兵郝尚久,揭阳县令张晓带领的十邑精兵决一死战,用鲜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火烧鸳鸯寨》说的就是这段故事。[18]
   王云昌编著的这本《民间故事集》一共有五种,包括:《林凤祥演义》、《林凤祥年谱》、《苏六娘》、《望夫石》和《火烧鸳鸯寨》[19]。在这些故事中,林凤祥是太平天国将领,和刘公显一样,成为反清英雄和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九军”和刘公显的故事似乎在潮汕人居住的揭阳流传极广,有一本《揭东古今奇闻录》,所收民间故事就有《九军智破寨斗王》、《九军血战金鸥寨》[20],内中还指出纪念“九军”相关地名,让人费解:
   后人为了纪念九军智破寨斗王,为民除害,故将当年九军所修栈道称为九军沟,故支援九军起义的下田、顶田等村为九军田村。后因清朝一统江山,怕受清廷追究,故隐去“九”字,只称军沟或军田村。军沟后来改为阳沟,成为现在揭东县云路镇军田、蜈蚣、莲花埔、中夏、梅坛、古湖等乡村的水利沟,世世代代造福人民。据老一辈说,如今蜈蚣村的寨门楼就是当年寨斗庄散后搬来创建的。[21]
   四、当代学人对“九军”的再认识
   当代学人相对理性研究“九军”。陈春声关注到“九军”和潮、客族群的矛盾。他在论文中提出:
   “客家人”最容易被识别的标志之一,是其被称为“客家话”的语言。就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韩江流域最早出现的以语音作为分类标志的有关“客”的文字,见于《揭阳县志》有关清初该县发生的“九军之乱”的记载。[22]
   陈春声认为:
   尽管对“九军之乱”的起因可以做多种解释,但从上引记载可明显看出,引起这场大规模械斗的主要缘由,在于“语音不类”。在由“平洋人”撰修的县志中,“客”字被加上了带有明显歧视意味的“犭”偏旁,但这段记载也表明,在1940年代的韩江流域,“客”作为某一个方言群体的称谓,已经被普遍接受。[23]
   “九军”起义确实涉及潮、客矛盾,而“九军”发生时,也有记载,地方乡兵与“九军”为敌,这些乡兵显然是所谓“平洋人”——说潮语民众的自发军事组织,如:
   顺治五年(1648)四月初四日,白石寨长黄质白图谋反清,暗使其众四百余人,藏匿于城内空屋,当时饥民趋附者甚多。县署张晓探知后,率兵突然扑杀。质白等不敌,逃还白石。后来,质白被新亨乡兵擒送县城,枭首示众于街。四月二十七日,九军刘公显、刘胜、黄甲、马麟等带军攻府城,兵败逃回,被新亨乡兵截杀者甚多。[24]
   而雍正《揭阳县志》也载:
   贼暴横欲杀尽平洋人,憎其语音不类也。平洋各乡虑其无援,乃联络近地互相救应,远地亦出堵截。[25]
   揭阳乔林寨乡兵和九军的战斗也十分激烈:“九军宣布起义后三十多天——七月十五日,潘复使率领东军攻揭阳县城和乔林寨。时我族早已加固寨墙、寨门、更楼,日夜巡守施更,寨周围设置火炮,精壮乡兵,固守要隘,防护严密,屡攻不破。”[26]又如:
   十一月初八日,九军又攻乔林寨,我族众乡兵,众志成城,严加戒备,九军多次强攻不下,而采取围困我寨的诡计,企图于粮草断绝之时,逼我族投降。我寨族长十七世祖文度公,有胆识,懂韬略,智深谋远,指挥族众守战,节制有准,将族中妇孺老弱,集中于林氏家庙,精壮乡兵,日夜坚守岗隘,以应突变。九军围困我寨已近二月,寨中粮食紧缺……时间长了,九军士气松懈麻痹,文度公抓住这一时机,指挥族众乡兵,大开寨门,奋勇出击……精壮乡兵,脚踏木板,手执刀枪,冲进敌群,挥舞砍杀,九军尸横遍野,血染榕水,残敌鼠窜,败退而逃。此次出击杀敌千余,战斗胜利,民心振奋,族威大震。此后,九军慑我族之威而往返不敢靠我乡地界。[27]
   即使是颂扬九军的民间故事《九军智取揭阳城》,也反映出“乡兵”对九军的严重制约:
   这年六月,刘公显几次带兵攻打揭阳城,但总没法把它拿下。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这揭阳城,南北俱皆大江,东西都是深滘,城高池深,地势真个险固。如果把城门滘口关闭起来,无论陆上也好,水上也好,任凭你有多大本领,也进城不得,何况城里的官兵,早就和城外金瓯寨乡兵约好了:当九军攻打揭阳城,乡兵便扯住九军的后腿;九军回头打乡兵的时候,官兵又从背后追来,弄得九军人困马倦。因此,刘公显改变了战略,亲自率领重兵,转攻金瓯寨,只留下黄甲屯兵城外,困住揭阳城。[28]
   民间故事《九军智取揭阳城》对“金瓯寨乡兵”解释:“金瓯寨”位于揭阳城西北(即现在丰顺汤坑镇东郊),是当时地主武装据点之一。“乡兵”是地主武装组织名称。[29]
   在此附带说明,今天潮汕一带的各县(市),客家方言往往与潮汕方言比邻分布或交叉分布,客家方言受潮汕方言的影响较大。揭西县河婆镇以北的地区,是客家方言流行区域。揭阳市与揭西接壤的几个乡镇如玉湖、白塔、新亨三镇的一部分和龙尾镇使用客家方言。[30]即使在今天,揭阳市的潮语族群在语言、文化和经济上仍比客家族群占优势,刘公显为龙尾镇石坑寮村人,他所在的“九军”成员大体来自今天揭东、揭西、普宁和丰顺一带的客家人聚集区。粤东在明清之际有不少防御性民居,就和当年的动荡有关,例如种玊上围位于丰顺县汤南镇,十分接近揭东县,刚好是当年“九军”活动区域,笔者曾对该围调查:
   种玊上围位于汤南镇新楼村,又称“西门古寨”、“上围古寨”,创建于清朝顺治年间,至康熙九年(1670)竣工,工程历经18个春秋。种玊上围坐东向西,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000多平方米,围墙根据36天罡、72地煞共108块墙体围筑而成,构成独特的“隐涂蟹形”轮廓,呈现“九厅十八井”建筑风格。正门为西门,匾额为“种玊上围”、南门匾额为“南安门”、北门匾额为“北平门”。寨墙四角各建一个两层哨楼,外露三面墙各设有枪眼两个。[31]
   值得注意的是,“九军”虽然有潮、客械斗的明显痕迹,客家人自身对于“九军”,也多有持反对、镇压态度的,归附清朝、强力镇压“九军”的丰顺客家人吴六奇就是一例:
   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饶镇吴六奇帅兵围攻九军营地马头营(具体地址不明),不逞。八月十二日,吴六奇大败活动于蓝田、霖田的九军后,又领清兵共万余人,加紧围攻马头营。九军自五月被围,固守不降。至是,粮尽援绝,不得已挖地洞乘夜逃走。饶镇发觉后,派兵堵截,九军死战,官兵不敢近前,九军得以逃循。官军进入马头营后,寨内的老弱儿妇二百余口,全部被官军残杀。[32]
   《客家名人录》也载:“当时粤东最有名的义军领袖如澄海黄海如、九军刘公显等也都为吴六奇所镇压。”[33]更详细的记载出自《清挂印饶平营总兵吴六奇圹志铭》:
   ……沧桑告变,澄寇黄海如九军,刘公显及江龙等,俦张于潮郡陷揭阳,陷大埔,破程乡以及三河者,在在见告,公纠合熊罢提义勇之众以持之。立解郡城之围后,三河、大埔尽歼,程平九军之贼,与焉,举锦江上游数百里地,寓兵于农,设专练、以训习乡众,地方晏然,以其时,本朝大兵未至,人情思乱,设非,公绥靖而预防之,几何幸麻而陆沉,家室涂炭也域。……继而汤坑蓝霖九军余孽,复啸聚负,固力潮郡贻患。公则自率师直捣其穴破马头,山寨而尽扫之。[34]
   可见,“九军”的成员固然是客家人,但镇压“九军”的吴六奇也为客家人,《清挂印饶平营总兵吴六奇圹志铭》载:“谨按状公讳六奇,字鉴伯葛,如其别号也,先代以延陵,派分闽汀,后创居于潮之汤田乡,高曾以来隐德盛,至公之尊”[35]吴六奇的先祖是来自福建汀州的客家人。当然吴六奇是对所反清者——不论潮、客,一概镇压,如同样反对“九军”、镇守潮州府的郝尚久后来也是被吴六奇和清军联合攻灭。另外,“吴六奇所结交的如郭之奇、李士淳、罗万杰、黄奇遇、梁应龙等都是时彥、名人、节士。”[36]这批人是地方精英,潮、客身份均有。恐怕在吴六奇心目中,真正重要的是政治立场,潮、客身份是其次。
   需要考虑的还有,粤东地区的潮、客族群的观念形成很晚。有研究者认为,“客家”名称是明中叶出现的,开始是作为他称而出现,但是,随着官方的使用,加上在族群冲突中族群自我意识的强化,“客家”之称遂得到了自身的认同而演化成了自称。[37]陈春声则认为,具有近代“种族”意涵的客家族群意识的形成,无疑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发生于珠江三角洲西部边缘地区的“土客斗案”直接相关,近代城市的兴起以及城市日常生活接触中引发的族群隔阂问题,是具有近代色彩的客家族群观念得以强化和普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38]陈平原也认为,原籍梅州蕉岭的客家人丘逢甲之所以能够由“归籍海阳”而迅速融入潮汕文化,除了祖上屡次迁徙养成的热爱乡土的“不二法门”,更有潮、嘉两州地理相邻、习俗相近、经济互补、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的缘故。[39]
   清代潮汕地区福佬族群的意识不如客家族群来得强烈,并且在长时间里,粤东地区的潮、客相处一般是较和谐的,卢继定对此现象和原因有较深入研究[40]。正是因为情况如此,虽然“九军”涉及的潮、客冲突,这种族群对立在后来没有被过分夸大、染渲,以挑起潮、客族群的更大矛盾。
   五、为时代服务的“九军”评价
   “九军”反映的潮、客冲突后来被最大程度地淡化处理,主要反映在1949年后的民间故事和潮剧作品中,这和近百年来的时代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换言之,九军形象从“坏人”变成“好人”,是近现代时代变化的产物。
   其一,服务于近现代的反清民族心理:
   潮、客族群都是汉族的组成部分,强调潮、客矛盾不利于汉民族团结,“九军”现象是南明史的一部分,从南明史的研究可发现一些问题。明末清初的反清事实,经历二三百年沉寂,至清末重新大量被改编成为故事。这些因素反映出,历史叙述或研究容易为政治倾向所左右。
   一般来说,百年前的南明史及史籍研究,是与清末民初鼓吹革命、倡导反清的时代风气密切相联的。清末较早从事晚明史籍的搜集和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国粹派的代表人物,如邓实、黄节、陈去病、章太炎等。南明史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成为当时宣传排满革命、激扬民族气节、抒发民族情怀的工具和手段。[41]再如著名文学家阿英,以明朝末年明将领和人民在南方坚持斗争为题材,创作的三部历史剧:《碧血花》(又名《葛嫩娘》)、《海国英雄》、《杨娥传》,后被称为“南明史剧”。史剧以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激励广大群众,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42]
   “九军”作为南明史的组成部分,其叙述模式不可能不受清末民初排满情绪的影响,将“九军”塑造成为反清志士形象,可能早于新中国成立,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出现。将明清之际反清人物搬入潮剧的还有刘进忠,《三春梦》就是根据刘进忠反清事迹改编。再如郑成功在潮汕地区也有征粮、杀戮行为,地方人民对之并没有多少好感,但因为后来郑氏成为所谓爱国英雄、反清志士,郑成功在潮汕地区的杀戮人为,一般人就少谈了。
   其二,服务于近现代的阶级斗争理论:
   “舶来的阶级斗争学说影响下形成的左翼文学运动或革命文学运动或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继‘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最重要的旨在创造新文化、缔造新社会的文学运动。”[43]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经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44]另外,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确立,清朝南明史撰述研究多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45],于是,解放后对于刘公显和“九军”的评价,强调其是农民起义性质,“九军”体现的潮、客族群矛盾,更加被忽视,解放后出来的揭阳民间故事适足是新中国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反映。研究者指出:
   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规范下,中国文学创作日趋模式化、脸谱化。这种规范要求作品必须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形象化地图解中国各阶级的力量。工农兵是革命的主体,所以“集美德于一身”,而地、富、反、坏、右是革命的异己力量,所以是“集丑恶于一身”。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规范下的中国文学研究日趋简单化、庸俗化。以阶级斗争的眼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点,对作品进行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阶级定性,成为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46]
   正是由于如此,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揭阳“九军”被描述成为反对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运动,被高度理想化,“九军”人员变成集聪明、勇敢、忠义和正气于一体的农民兄弟,而如许国佐等却沦为极度丑恶的地主阶级反面代表。“九军”故事的“面谱化”叙事模式,正是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文学恶果。
   总之,揭阳“九军”的评价复杂,经历漫长变化,即使今天,对“九军”仍存在截然相反的不同评价。从潮人士大夫和清朝统治者角度,“九军”的定性是“乱贼”,故有清一代,对“九军”的评价一般不高。进入近现代,“九军”因和反清斗争联系,受到赞扬,1949年后更立足于阶级斗争需要,又将“九军”说成是农民起义性质,虽然“九军”牵涉到潮、客族群之争,但粤东的潮、客关系长期相对和谐,“九军”有关的族群对立后来被淡化处理,于是,潮汕人的民间故事、潮剧等反而出现对“九军”的肯定。“九军”的复杂评价提示,历史评价受到时代变化影响,而人的主观因素会极大损害历史人物、事件评价的客观性。
  
   □陈雪峰
   摘自2019年第2期《潮商潮学》
  
(发表日期: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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