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殖成就:饶宗颐先生对红头船精神的高度概括

历史上的红头船商人,继承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以红头船海洋为文化大摇篮,以红头船港口为文化大平台,以红头船商贸为文化大舞台,艰苦创业,奋力拼搏,创造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价值明显的红头船文化。红头船文化哺育了红头船精神。红头船精神就是红头船商人在长期海上商业贸易活动中创造的丰富而有特色的红头船文化哺育、滋养出来的一种潮人精神。红头船精神以陈焕荣、陈慈黉、黄继英、佘有进等为代表的原生代红头船商人创造,到以郑智勇、林义顺等为代表的中生代红头船商人,再到谢易初、谢慧如、陈伟南、李嘉诚为代表的新生代红头船商人所弘扬而不断发展,日益丰富。
   1999年2月,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第五次理事会上发表语重心长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研究红头船,要发挥拓殖成就的红头船精神。”[1]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有文字可考的,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政府官员,以至其他人员,在1999年之前,都没有人提出过红头船精神。也就是说,第一个提出红头船精神的是饶宗颐先生。
   查相关资料,迄今为止,不少专家学者乃至部分官员力图对红头船精神的内容进行表述、对红头船精神的内涵进行解读,诸如“爱国、冒险、拼搏、开拓、团结、创新、诚信”等等,但是,唯一将红头船精神概括为“拓殖成就”,只有饶宗颐先生一人。因此,饶宗颐先生是提出红头船精神并将之高度概括为“拓殖成就”的第一人。
   饶老先生在1999年提出红头船精神时,对红头船精神的内容只是简单地说了“拓殖成就”四个字。显然,饶老对“红头船精神”的内容远不止“拓殖成就”四个字,他老人家应该心中有数。饶老不明论,是他老人家给我们布置了一道大作业,要我们深入研究,科学概括,精确表述。如今快20年过去了,该是我们完成缴交作业的时刻了。不幸,饶宗颐先生已经驾鹤仙逝。人们在悲痛,人们在纪念。最好的纪念就是研究。
   饶老先生将红头船精神高度概括为“拓殖成就”。这里所说的“拓”,就是开拓,就是拓展,就是红头船商人开拓进取,奋力拼搏;这里所说的“殖”,就是殖民,就是潮汕人向海外移民,拓展生存空间;这里的“成就”,就是拓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所取得的经济文化成果。饶老先生将红头船精神高度概括为“拓殖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认识:
   其一、“拓殖成就”是对历史上红头船商人冒险拼搏、开拓进取,发展海内外贸易的充分肯定。
   红头船的出现,是清代海运贸易政策的嬗变的产物。清初厉行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商民人等有愿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准其出入贸易”。[2]红头船正是清王朝这种既开放海禁、又企图控制海上活动政策的产物。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着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3],规定各省商船、渔船在船体两端头尾部位和大桅上半截用漆油涂上不同颜色,并刊刻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字眼,以便进行审批、登记、发牌、稽查等船政管理。按规定,广东位于南方,南方属火,用色为赤,赤即红色,故而广东船的“船头油以红色,桅杆亦油红一半”,[4]乃被称之为红头船。这种船有另一个俗名叫“蛤板船”,一些潮汕老华侨也叫做“红头蛤板”或“大八浆”。澄海樟林、饶平柘林、潮阳海门等地,都是红头船的故乡,当中以樟林最著名。
   开禁之后,潮汕商人驾驭一艘艘红头船,走南串北,开拓海内外贸易,形成著名的红头船贸易。红头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近中国海贸易圈的形成。雍正年间以后,潮汕行驶外洋的红头船,主要就是以暹罗为目的地,以贩运大米为名前往暹罗。但是,贩运大米,“向来获利甚微”。[5]于是,红头船商人通过装载大米使航运合法化,但也大量夹带东南亚的香料、苏木、铅、锡等货,所谓“米不满五千石,货可值数十万”,既是在从事朝廷鼓励的米谷贸易,为朝廷效劳,又使中暹贸易变得有利可图;同时红头船商人又以中暹贸易为基础,大量贩运南洋商品往国内各港口,进一步了延伸了红头船贸易。红头船商人将南洋商品、潮汕蔗糖运往北方苏杭及天津销售,又将天津的杂货、苏杭的丝绸布帛运往东南亚贩卖,再将从暹罗大米运回潮汕等地销售,使红头船贸易成为既具有内贸特点、又具有外贸易特点的商业贸易。以中暹米谷贸易为基础,联多种商品、多边贸易为一体,形成了潮汕——台厦——苏州(天津)——海南——东南亚的红头船商业贸易圈。
   红头船商人开拓海内外贸易,铸造了冒险开拓的红头船精神。红头船商人的航海生活充满艰巨性、险恶性。他们往往要受活动猖獗的海寇威胁,商船一旦遭遇海盗,海盗则“截流以劫之,稍近则大呼落帆”,而商人“不能御敌,又船载重货,难以自脱,闻声落帆,惟恐稍迟,相顾屏息,俟贼登舟綑扎或收其财物”。[6]同时,对于乘坐木帆船航行于大海之中的红头船商人来说,大海的狂风巨飙与凶波诡浪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7]
   红头船商人的海贩贸易充满冒险性。红头船商人以海船为商业贸易工具,其海船本身即投资巨大,一艘航海商船,“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尺;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尺”,[8]可容纳数百上千人,载重3至4千担,其建造投资,少则数百成千两白银,多则上万两白银。但商船一旦遇上海难,其巨额商船投资即刻化为乌有。巨大海贩贸易风险投资还表现在巨大的海贩商品规模上,一艘商船所载的货物价值往往高达数万两白银之多,商船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航行于波涛险恶与海盗出没的海洋之中,其风险足以使人惊魂动魄,但长期冒险于海上的红头船商人却能安之若素,“冒险射利,视海如陆”。[9]但海贩业的巨额冒险利润,又促使红头船商人奋不顾身,养成在商业经营中的冒险精神。红头船商人挺而走险,或倾其家产独资造船,或集资造船,甚至远赴暹罗造船,特别是一些大商人,往往独自拥有一艘或数艘航海商船,以船主身份分享巨额海贩冒险商业利润。他们的巨大财富依靠冒险而来,以生命为代价来博得财富,敢于挥斥巨金作更大的商业冒险。
   红头船商人坚信“小小生意能发家”,敢于冒险,信奉“铜钱出苦坑”。正是这种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以及坚忍不拔的意志,红头船商人以“巨舰高桅,扬帆挂席”的姿态,劈波斩浪,穿越重洋,赚取利润。《澄海县志》记载说:“农工商贾皆藉船为业……其舶艚远驰会省、高、惠,逐鱼、谷、盐、铁之利,虽盗贼风波不顾。”长年累月的海上航行,晒黑了红头船商人的皮肤,浸咸了红头船商人的身子,却铸就了红头船商人的文化精神,也就是红头船精神。这正是饶老先生所强调的“拓殖成就”红头船精神。
   其二、“拓殖成就”是对历史上红头船贸易推动的潮人向海外移民,海外潮人艰苦创业的高度评价。
   红头船贸易促成了潮汕人向东南亚移民。在红头船贸易过程,有些商人因为帆船侯风或者货物购销的需要,暂时性留居海外,又慢慢从暂时留居转为定居。雍正乾隆时期,已有一些潮人搭乘红头商船移民东南亚。道光年间,到海外谋生在潮汕已成风气,红头船也有了专门载客“过番”的新业务。1934年太平洋国际学会选择樟林作为调研对象,出版《樟林社会概况调查》。调查数字显示:全乡户数4973户,移民户数1318户,占26.5%;调查500个侨民侨居地的分布:暹罗占50%,实叻占2l。6%,安南占8%,移居东印度占0.4%。[10]据统计,自雍正至咸丰这一百多年间,从樟林港乘红头船飘泊到暹罗去的潮属民众多达150万人,占了潮汕地区人民早期“下南洋”人数的60%以上。[11]
   到19世纪中期,火轮船航路一开通,本地移民如潮水般流向南洋。从1860年汕头开埠到1949年80年的时间,汕头港纯出口人数达到140万人,[12]其中主要是潮汕人。潮汕侨乡和海内外一体的潮人社会因此逐渐形成。
   只身出洋,到海外谋生的潮汕“窭空之子”们,身处异国他乡,往往碰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他们秉承潮汕人“铜钱出苦坑”的艰苦创业精神,不畏艰辛,不辞劳苦,开拓进取。“他们每当穷困的时候,独能运用其过人的气力,负担普通人所不能胜任的劳役。种田也好,做工也好,做生意也好,只要是可以维生,便都能甘之如饴。而且,各有大志,即困顿至于不可名状,亦不肯自暴自弃,故鲜有毕生穷促而未尝有一日发迹者。他们赋性至悍,不肯居于人下。工人初下厂,或学徒初抵店面,便蓄意节省银钱,冀能独立经营……初年为学徒,次年为小贩,三数年后,独立经营小铺,七八年后,便峨然巍然,腰缠数万金而为小当店或小公司的老板矣。此固由于他们善于经营,要亦非坚苦耐劳,不能臻此。”[13]他们坚持苦、博、学、俭、诚的从业精神,披荆斩棘,奋力拼搏,艰苦创业,创造了一个个光辉奇迹,取得一个个辉煌成就,缔造了无与伦比的成功。
   正是红头船商人驾驭一只只红头船,开商路,拓贸易,造就了鲜明的红头船文化,铸就了强烈的冒险拼搏、同舟共济、诚实守信红头船精神,饶宗颐先生才将红头船精神高度概括为“拓殖成就”这四个字。
  
   □陈友义
   摘自2019年第2期《潮商潮学》
  
  
(发表日期: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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