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人“英雄时代”的红头船精神——序《红头船精神研究》

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葛剑雄先生认为:无论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下南洋”,都是出于自然和人类的驱使,这段历史“是那么凝重而珍贵,值得子子孙孙永远铭记。”陈友义先生的新作《红头船精神研究》,重点研究了潮人“下南洋”、北上南下的“红头船”现象和“红头船精神”的产生与发展以及潮商文化品格,展现了其值得称道的历史文化修养和独特的研究视域,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下南洋”的学者式敬意。笔者细读之下,深感为其作序力所不逮,只能浅尝而已。在此,从另一角度粗浅地将“红头船精神”归纳为:“精、气、神”。
   一种值得提炼为“精神”的东西,应该是所处时代的人们一种认知上的共识,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追求,一种主流的社会理念。1723年雍正皇帝下诏,定广东出海民船一律“船头油以红色”。潮州府沿海船家在将船头油漆成红色的同时,在船头两边各画上一只睁开的丹凤眼睛(俗称鸡眼)。府属澄海县的樟林港则因声名远播而成为红头船诞生的代表之地,成为“红头船精神”的代言者。时代预设了舞台,潮人的精明与精致的品格铸就了敢为人先的勇气捷足先登。因为这是西方列强大肆殖民扩张、资本主义勃发时代;这是中国人尝试“睁眼看世界”,开始学习、吸收外国先进经验的时代;也是雍正接受“禁南洋有害而无利”意见的时期。“天时人事日相催”。潮人既看世界了解海外,更是积极参与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多数国家的建设,他们成为了中国草根阶层“睁眼看世界”的突出代表。红头船前望的硕大丹凤眼,那便是“睁眼看世界”的象征。英雄主义的烈火在他们心中燃烧,善于抢抓机遇的敏感、当机立断的果敢、知难而上的勇敢汇集在红头船里。走向历史舞台的欲望和韧性超越了季风、洋流和潮汐,成为下海的最大动力。在与海洋对话、碰撞中,练就了潮商强壮的躯体,掀起了持续性的“下南洋”热潮。下海!感性冲动与理性选择演变成为顺势而为的精灵。为了中国海洋历史更为壮阔,他们成为超脱的弄潮儿,形成了与“晋商”、“徽商”比肩的“潮商”。而在北边商帮衰落之后,潮商仍然屹立不倒,展现了商帮强大内生力量及其独特的文化品格,血汗和智慧铸就了属于潮人自己的“英雄时代”。
   英雄不问出处。在中国草根阶层的生活哲学中,人所追求和依靠的几乎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争一口气”。人有气而生存,可以为争一口气而致生命而不顾,“揭竿而起”的凝心聚气甚至可以达到气吞山河的效果。而果真有了这样的“气”,也就可以从草根上升为万众瞩目的英雄。“睁眼看世界”的潮人便是那个时代争气的中国人中的佼佼者。那么,他们的“气”从何而来?其一是得“皇家”之所“赐”。红头船并非浪得虚名。与“闯关东”、“走西口”不同,潮人“下南洋”有了皇家所赐的“身份证”,显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所以,也就有了底气,产生了以“正气”壮志气的浩然之气。其二是得志气之所助。有志者事竟成。为了远大目标,不负气不泄气是潮商的韧性和理智。他们面对浩瀚大海笃定而从容,能经受住惊涛骇浪的磨难,扬帆操舵而行稳致远;养成了敢于挥洒豪情的英雄之气,发展海上丝路事业,为家人家族家乡寻机会讨生计,为国家缴赋纳税做贡献。外来的巨大财富和人口聚集潮州府,出现了“自省会外,潮郡为大”,“他郡县皆不及”的繁华气象。也就有了潮籍“番客”热心为乡梓修桥铺路、建医院、建校修祠堂的底气;投笔从戎,共赴国难,汇入洪流的凛然之气;潮汕海关税收曾一度占广东五分之一的财气和名气而彪炳史册。以兴梅为主的大量客家人和部分广府人、闽南的过洋者也有了来搭“顺风船”的运气,沾上了红头船的荣光。当然,潮涨潮落在所难免,在长达两个多世纪里,红头船有过起伏,并因近代汕头港的兴起而樟林港衰落,庵埠、柘林、隆津、海门等港口相继黯淡,木制红头船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精神”不死,具有不死精神的英雄不会无用武之地,起而代之的铁制轮船承载着红头船精神将潮商帮会推向发展的顶峰,将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宽延长。这是潮商与那些依靠“皇家”生意与荣俱荣与损俱损,最终走向衰落的商家的不同之处。体现了潮商具有选择“不吊死在一棵树上”,逐渐走向国际化的“大气”。其三是得大气之推动。讲究“输人不能输阵”的潮商,常常以“气魄”独树一帜于商海之中。“气魄”也是一种能力,其外在表现便是气势、气场。南至东南亚、南亚和东北亚诸国乃至未知的海域,北至台湾、天津等地,潮商内联外引,“华洋通吃”。因通商或移民留下的一座座潮商会馆(或广东会馆)和尽显潮汕艺术特色的妈祖庙(或天后宫),见证了潮人的梦想与理想。潮商船只所到之处,货如轮转,人气财气洋气合成为和气和喜气,实现了互通共赢。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潮商抢抓机遇,将原在苏州的商务尤其是蔗糖糖品贸易转向上海,开商行,置家业,异军突起,很快商家达到1万多人,气贯浦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上海与朝鲜、日本糖品贸易的主要供应商。后来,上海曾流传着这么一句口头禅:“你家的门槛有潮州人的门槛高吗?”(意思是:你家比得上在上海的潮州商人富裕吗?有那么大的名气吗?因为,在中国民间房屋建筑上,通常是非富则贵人家的大门和厅堂的门槛才设置比较高)在旧上海郊区的别墅里便居住着不少潮人。要特别强调的是,高扬红头船精神的潮人对东南亚的贡献,西方人也是公认的。早在1854年5月,英国土地与移民委员会就承认:“中国人在东方各地已经人为造成繁荣的因素。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以他们的不懈劳动(即勤劳——引者)促成那个地方的繁荣富足。”这里所指的“中国人”主要指广东人和福建人,潮人则所占比例甚大。
   所以,在许多国人、东南亚国民乃至部分西方人的眼里,潮人有一种善于为人之所不能为的“神秘”。他们总是能够化平常为神奇,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或善于多种经营,或善于“见风使舵”及时转制转向,敢拼会赢。许多潮商之所以能长期屹立不倒,毫不夸张地说,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具有红头船精神的“基因”。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基本价值观相近的群体,其文化品格形成之后,便可能经年不变或变化甚微,影响着他们的生息和发展。从隋朝以降历经几个朝代,潮人已通过单船、分散等模式乃至海盗形式对周边海外国家或地区进行过无数次的远航,分散的迁徙或通商等海上活动。期间,虽然多次受到打压、摧残和受损。但是,潮人面对无荒原可以北上开垦,无大山可藏匿苟且偷生的绝路式困境,人口膨胀几近无立锥之地的窘境,其英雄情结无时无刻激发出找出路、求致富的强烈欲望。经年的思想意识积淀和巨大利益的引诱,“走海路,求生路,获自由,海外致富”光宗耀祖,已成为潮人一种思维定势,商业文化渗透在血液里,滋养在灵魂里,“进化”成一种外向型“冒险基因”。历史的宏大,在这里被脚上牛屎和泥巴尚未洗尽的坚韧而智慧的乡里人所解构,安土重迁的所谓“黎民之性”已被抛弃,背负着家庭家族乃至于同社同村的希望,以壮士断臂的决心驾船驶向异国他乡。在他们中间,落魄的、失败的、客死他乡的大有人在,但是,人们往往记住的只是成功的辉煌。这样的文化环境就像营养丰富的液体,将个人和组织浸泡其中,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其机体,成长的基因塑造了一代又一代潮人,形成了潮商的自信、乐观、开放、开拓、精致、崇善的文化品格。为了应对难以预测凶险,血缘与乡亲乡情被重组,形成向心力极强的“自己人”群体意识,凝心聚力而产生的巨大能量发挥了难以想象的攻坚克难和相互帮扶、共进退的作用。“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人)”成为化解危难和求发展的信条。沧海横流,人格尽显,大浪淘沙,人海沉浮,不见君王只见成败,卑微中的强者蜕变成为了财富英雄。英雄不寂寞。华洋文化被揉合在一起,将现代管理的效益、公平、互惠、回馈等原则与勤(勤俭、勤劳)、苦(吃苦耐劳)、确(确定目标)、力(力争上游)的传统巧妙结合在一起,并用“卖的人要吃,买的人也要吃”做出最为通俗易懂的诠释。他们可以与出将入相的英雄相媲美,同样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资金流、商品流流通四海。开荒种地,橡胶、水果、甘蔗、胡椒园成林成片;津门、码头,沿江临海而建,吞吐百货;成行成市摆脱了对城的依附而自主经营;建学校、修葺祠堂和庙宇,弘扬了传统文化,用新文化教化新生代。潮人在他乡创造的劳动价值,得到了精致演绎。他乡变故乡,故乡变模样。浓浓的“工夫茶”浓缩了“唐山”和海外斩不断、理不乱的乡愁和乡情。一封封“侨批”,架起连贯内外人心民意的桥梁,一笔笔侨汇给千家万户带来物资福音,也给我们留下了“英雄时代”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英雄主义和田园牧歌在此有机融合。
   沧海桑田,物转星移,红头船精神在潮人心中已经刻下了一段永恒,踵武前贤难能可贵。著名澄海籍雕塑家唐大禧先生在澄海红头船公园创作的红头船石雕,正默默地守护着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历史永远没有句号,也不可能被谁画上句号。有天傍晚,天边红霞灿烂,我近距离凝视这昂首伫立的硕大的雕像,突然想起,“红头船”船头正前方约10公里处,不就是李嘉诚先生创办的汕头大学吗?同一个方向,从红头船公园至汕头大学直线距离约四分之一的地方,324国道左边正是泰国华侨谢易初先生家族援建的易初中学,右边是援建的体育馆;邻近则有该家族投资兴建的大型饲料加工厂。李先生和谢先生是红头船精神的实践者和发扬光大的翘楚,潮人对他们的故事能如数家珍。作为家喻户晓的爱国侨胞,他们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更没有远离家乡。感慨之余,也不由得想起影评人子非鱼的一句话:“历史尽管失落在各种谎言和苦难中,还是难以淹没那曾经有过的精气神。”
  
   □沈之兴
   摘自2019年第2期《潮商潮学》
  
  
(发表日期: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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