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善堂闪烁着的爱国主义光辉

众所周知,善堂是慈善机构,奉行济困扶贫、修桥造路、抚孤恤寡、助残助学、救灾救难、收埋无主尸休、调解民间纠纷、敬惜字纸等善举。这些慈善行为的动机,往往源自于民间自发、以善堂为载体的宗教信仰——因为几乎所有的潮汕善堂,都有自己敬奉的神明,或释或道,或者集儒释道于一体。而这些传统宗教信仰,本身就有引人积德从善的宗旨。按照笔者的理解,行善应该是不带政治色彩、无国界限制的行为。但是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事件中,善堂的善行往往又会展现出鲜明的政治意义,比如潮汕历史上的1918年潮汕大地震、1922年“八•二”风灾、1943年大饥荒等特大灾难发生之后,潮汕各地祠堂纷纷投入大批人力和资金赈灾恤难,为当时积贫积弱的国民政府减轻压力,甚至在某些灾区顶替了民政部门所应发挥的职能,这种善举上为国家分忧、下为社会造福,折射出爱国主义的光辉。而这种爱国主义的光辉,在国家危难当头更显宝贵。笔者多次走访位于揭阳大脊岭山下的官硕普庆善堂,就记录下这所善堂在抗战年代谱写的一页页感人的爱国主义篇章。
   一、烈士义冢背后蕴藏的正能量
   在揭阳东北面有一条高耸的山岭,名叫大脊岭。大脊岭主峰顶部,于2015年修筑了平坦宽阔的广场,并在广场上屹立起一座高耸的抗战纪念碑,纪念1940-1943年期间守御大脊岭以及邻近洋铁岭而为国捐躯的中国将士。在大脊岭南麓的门第岭水库附近,则有一处烈士墓冢,目前也修缮一新,墓碑正中刻“大脊岭洋铁岭抗战扼守阵亡将士墓”,墓碑左侧落款是“民国己丑年立”[1],右侧落款是“普庆善堂奉”。经过笔者多方考证,这块墓碑正是当年官硕普庆善堂打造的原碑,这处墓冢下长眠着2200位抗战烈士,而且所有烈士遗体,全部由官硕普庆善堂统一收埋。大脊岭、洋铁岭,是揭阳玉滘镇与潮州凤塘镇、登塘镇的分水岭,因而有“鸡鸣三镇”之称。
   大脊岭山势逶迤险要,扼住潮汕平原进入揭阳内地和兴梅山区的交通要道。据《官硕乡志》记载:从1940年9月起,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0旅接防大脊岭、洋铁岭阵地,并在外围构筑了40多里的防线,中日双方在沿线展开旷日持久的反复争夺。独20旅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少数装备比较精良的部队,配备德式武器,训练有素,作战勇敢。1941年5月、1942年5月,日军先后向洋铁岭西面的蚶壳鼻、309高地发动了两次大战役,均被独20旅英勇击退。1943年9月17日,日军种田中队进犯,包括种田中队长在内有210多人,遭独20旅猛烈射击伤亡。同年,独20旅一名营长陈光辉因为走私钨矿,事情泄露之后为逃避惩罚,叛国投敌。由于陈光辉出卖军事机密,使大脊岭、洋铁岭的军事部署暴露在敌人眼前。再加上当时惠阳地区战事吃紧,独20旅抽调一个团前往惠阳助战,留守的另一个团大多数是新补充的将士,导致在当年10月日军组织的大规模进攻中,大脊岭、洋铁岭防线彻底失守。驻防的官兵仅有少数撤出战场,因此还来不及收埋战友遗体。事后,在大脊岭、洋铁岭防线上牺牲的烈士遗骸,就由官硕普庆善堂收埋。
   笔者查找了很多资料,发现在国内抗战史上,由善堂等慈善机构为抗战烈士收尸立墓、而且收埋烈士遗体数量如此之多的,大脊岭这处墓冢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放眼国内,最著名的抗日烈士陵园诸如衡山的南岳忠烈祠、云南的腾冲国殇墓园、广州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将士陵园,都是在战后由国军或地方政府主持修建。再着眼于本省,同样是独20旅,在1938年10月的惠广战役期间,于惠州正果一带也付出了一定数量的牺牲。战后正果村的士绅王雁门筹资在老虎石山脚建立纪念亭,并将此役阵亡官兵安葬在山顶,遗迹留存至今。此处烈士墓虽然也是民间修建,但却不是慈善机构的社团行为,更像是个人的善行。笔者也考察了大脊岭烈士墓冢周边,并访问了官硕众多老前辈,并未见到有国民政府时期军方或官方相关的纪念石刻,也未查到国民政府官方对此墓冢予以修缮维护或祭奠的记载。笔者更加肯定,大脊岭烈士墓冢的修缮及守护,完全是善堂的集体行为,这更突显潮汕善堂文化的亮点。
   二、官硕普庆善堂的光辉足迹
   查揭阳《官硕乡志》可知,官硕普庆善堂成立于1942年,由当时官硕乡绅李乾元倡议发起,并由李乾元担任堂长,李培槐担任董事长,下设经生班、掩埋队等组织,收埋无主尸骸是他们的主要职责。由于乡志资料不详,笔者曾多次对若干位在世的善堂老义工进行了采访,记录下官硕普庆善堂的发展历程。官硕普庆善堂堂址,位于揭阳榕城区玉滘镇桥头村[2],现今基本保留初建成时的建筑格局,善堂正门门额上的石匾落款刻有“民国壬午年建”的字样,壬午年正是1942年无疑。查史料可知,1942年正值日寇全面侵略潮汕、并逐步将魔爪伸向揭阳内地的期间。当时官硕乡由于北有大脊岭作为屏障,由国军扼守,所以尚未沦陷。但这个时候成立善堂,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之多和所担负的职责之艰巨,可想而知。
   笔者从现年86岁的善堂老义工李喜标口中,获悉这座善堂筹办的初衷。原来,早在日寇侵略潮汕之前的上世纪30年代中期,民国政府正着手修筑从一条潮安到揭阳的公路,这条公路就是现今国道539的雏形。当年在公路北侧是绵延的丘陵和沟坑,公路穿过之处遍布乱葬岗和义冢埔。为此,官硕乡一干善心人决定做一件大善事——将修公路时发掘的无主尸骸进行妥善收埋。后来,经过乡绅李乾元(时任甲长)倡导,并通过亲友的关系,联络到揭阳钱岗普庆善堂(位于现地都镇钱岗村内),请来香火到官硕供奉,成立了“官硕普庆善堂”,很明显是钱岗的分支机构。据官硕普庆善堂老义工口口相传,钱岗普庆善堂的香火又源自于汕头存心善堂,由此推断官硕普庆善堂与存心善堂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奇怪的是,存心善堂敬奉的主神是大峰祖师,而普庆善堂的主神却是圣母娘娘,这也是这所善堂的独特之处。[3]
   受圣母娘娘大爱精神的感召,官硕普庆善堂成立之后,义工队伍迅速壮大。老义工李喜标珍藏着已故胞兄李喜心的几件遗物——当年,李喜心是官硕普庆善堂一位掩埋队队长。他的遗物包括有一个布袖圈,袖圈上印“掩埋队长证第一队28号李喜心”。另有一个金属徽章,上印“潮普揭澄普庆善堂社员证”,徽章顶端两角还有“钱岗”两字,笔者由此推测,普庆善堂当时有若干分支机构,所有分支的社员统一编号。而徽章背后刻有编号“360”,可见当时社员人数不少。而李喜标本人,在1942年官硕普庆善堂建成之时刚满10岁,他也自愿加入这个组织,白天读书,晚上就到善堂里学经,充当经生。所谓“经生”,就是在善堂举行法会之时,为先人诵经超度的人员。这也可见当时普庆善堂礼仪制度是颇为完善的。
   1942年秋-1943年秋,是大脊岭战事最为激烈的时期。其中1942年秋,日寇在陆空两军密集火力配合下,一度攻占大脊岭主峰309高地,直到十几天后被中国驻军独20旅重新夺回。但此役309高地原先的国军将士阵亡殆尽。那次攻守战的间隙,官硕普庆善堂组织30多名掩埋队员,并发动官硕乡五六十名青壮年,一起参与烈士遗体掩埋工作。为不让烈士遗体持久曝露于原野之中,他们接连十多天攀爬于悬崖峭壁到荆棘丛生的山沟,选择低洼地将牺牲烈士就地掩埋。1943年10月,大脊岭阵地在日军大规模的包围进攻下彻底失守,绝大多数守军阵亡。战后,官硕普庆善堂又及时出动掩埋队搜索、搬运国军烈士遗体和骸骨,分多处集中掩埋并做上记号。
   《官硕乡志》记载,抗战胜利之后官硕普庆善堂继续壮大慈善事业,于1949年春重新为大脊岭、洋铁岭众多抗战烈士修墓、立碑。他们把抗战阶段临时掩埋的各处烈士骸骨重新收集起来(事后统计共2200多具),埋葬在大脊岭山脉的牛背岭头,并请时任梅东乡乡长的李焕钟书写墓碑碑文,以慰亡灵。[4]在这个墓冢隔壁另修了一个坟头,专门收埋伪军和未能分辨身份的尸骸,墓碑刻上“乾孤骸坤孤骸”两行字,尽显人道主义精神。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官硕普庆善堂长期守护着这处烈士墓冢,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每年都会定期举行祭拜活动。
   三、普庆善堂义工的高大身影
   笔者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曾访问过当年参与烈士遗骸收埋工作的两位老义工——李锡龙、李敬万。李锡龙老人就生动描述了1942年秋那次掩埋工作的细节。在战事间歇,他们沿着大脊岭国军防线内侧,向各个山头搜索,看到了非常悲壮的一幕幕——那些烈士临终前的姿势,有作冲杀状向前扑倒的,有斜倚着山石仍握枪作射击状的,有被炸得残缺不全的……掩埋队员们顾不得流泪,大家不停地在山间挖坑,将附近的烈士一个个抬到坑里,整整齐齐地平放,然后撒上石灰、覆土掩埋,再在坟头插上树枝或石条作为标记。李敬万老人则介绍了官硕普庆善堂掩埋队掩埋尸骸的礼仪和规矩——每次上山行动,掩埋队都会整齐佩戴袖圈,带上锄头、扁担、畚箕和石灰等必备工具材料。队伍排头者必须高举一杆幢幡,并由专人诵经恭请将军爷开路[5]。每到一处收埋地点,他们将幢幡插在地上,就开始挖坑。当时物资奇缺,到后期很多烈士尸骸甚至连简单的草席包裹都没有,只能抬入挖好的坑内草草掩埋。按规矩,掩埋队员不得闲聊、不得吐痰,拾得枪支或烈士遗物一律上缴并移交官方;而且大家一边掩埋一边得诵“往生净土神咒”,为烈士超度,相当庄重。尽管有的烈士遗体已经高度腐烂,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掩埋队员并没有配备必要的消毒药物,只是简单地在鼻孔处抹上一点万金油,条件好的戴上口罩,仅此而已。这项又苦又累而且有时会遇到危险的活,连一点报酬都没有,每天收埋完烈士遗体,队员们各自归家吃饭,日复一日毫无怨言。笔者访问过的几位善堂老义工,都提到一段小插曲。在1943年底那次收埋烈士遗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大脊岭及官硕一带,老百姓几乎不敢在山间行走。但官硕普庆善堂收尸的善举却得到日军的默许,有老义工说,当时有日军还向他们竖起大拇指以示赞赏,这或许就是行善的感染力。
   除了参与善堂的日常善举之外,一些善堂义工个人还自发参加了支援驻大脊岭国军抗日的行动。笔者曾听包括官硕普庆善堂老义工在内的不少官硕前辈讲过,当年因为驻大脊岭国军独20旅军纪严明、抗战英勇,而且与官硕老百姓建立了深厚友谊,所以当地百姓对这支部队也相当敬重。官硕乡一位侨胞,还将自己的房子腾出来作为军民合作站的办公点。军民合作站在当地联络村民加强联防工作,发动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山修筑工事、运送物资,得到广大百姓的拥护。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官硕普庆善堂的一些义工曾以个人身份,跟众乡亲一起偷偷上山,将番薯汤、米粥和食水等运送给独20旅。老义工李锡龙回忆说,有一次偷偷上山为独20旅运送物资,还遇到鬼子飞机轰炸,好在很多人都在村里接受过独20旅开展的准军事培训,懂得卧倒、匍匐等简单的避险动作,躲过一劫。正因为善堂义工心怀善念,这使得他们在战火中展现出勇敢和无私的精神。据已故老义工李元榜的女儿讲述,1943年底日寇彻底占领大脊岭阵地之后,于次年1月8日对曾经支援大脊岭国军的官硕乡进行了血腥屠杀,无辜死难民众370多人。在大屠杀大洗劫的危难关头,善堂义工李元榜在避乱过程遇到几位妇孺,他不顾自己安危,冷静地将她们引导到一处偏僻的小庙宇,并用杂物堵上了正门。等日寇来砸门的时候,他们已经悄悄从后门溜出去,往官硕西边的邻村撤离。在大屠杀当日,国军独20旅仍留有一个连坚守在官硕乡,他们奋起抵抗,最终全部壮烈牺牲。战后这些官兵的遗体,也是由官硕普庆善堂义工负责收埋。
   四、爱国接力棒的传递
   解放初期,受极左政治路线的影响,官硕普庆善堂和潮汕各地善堂一样,遭到人为破坏,善堂组织被迫解散,善堂堂址被改为它用。庆幸的是,由官硕普庆善堂修建的那座抗战烈士墓冢,因为地理位置偏僻而躲过一劫。直到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在上世纪80年代初,民间宗教和慈善活动重新获得政府的认可,官硕籍的旅美乡亲郑清香回乡探亲,并带领家族子弟捐资,使官硕普庆善堂得以修缮重光,善堂的慈善活动也一直延续至今。而那座抗战烈士墓冢,近年却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小插曲。2011年前后,烈士墓冢所在地牛背岭头一带被当地政府规划为工业区,开发商在土建时不顾民意,对烈士墓冢进行强制迁徙,但因为措施不当,一度造成烈士骸骨曝露于原野之中,引起民愤。官硕的热心人士李昭桂以及官硕普庆善堂老义工们多方奔走呼吁,引起地方政府重视,最终促成有关部门落实烈士墓冢重新修缮工作。该墓迁葬坐落于大脊岭山脉西南侧的门第岭水库附近。迁葬之后,官硕普庆善堂还先后举办了三场庄严的法会,以超度烈士英灵。
   李昭桂老人的胞兄、叔父在官硕普庆善堂成立之初就成为第一批义工,因此对官硕普庆善堂历史颇为了解。多年前他本人又参与了《官硕乡志》编写工作,不单致力于搜集、记录大脊岭、洋铁岭抗战事迹,还通过民间渠道广为宣传,使那段尘封的历史逐渐被外界所了解。2013年前后,由潮汕三市热心人自发组成的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组织,与李昭桂取得联系,众多志愿者第一次登上大脊岭,随后在山下瞻仰了抗战烈士墓冢,感慨万千。自此之后,志愿者们借助网络自发宣传大脊岭、洋铁岭抗战事迹,每年固定组织祭扫活动,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2013年年底,官硕李氏家庙修复重光,并开辟为官硕乡抗日纪念馆。在众多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陪伴下,早年驻守大脊岭抵御日寇的独20旅老兵施宗羡,也千里迢迢从阳江重返官硕,参加了庆典活动。施宗羡不顾年事已高(时年95岁),随后亲自来到烈士墓冢前祭扫战友,场面十分感人,被各大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在民间力量推动下,大脊岭抗战史迹的保护工作获得上级政府部门的重视。2014年9月,时任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和广东省副省长邓海光亲临大脊岭调研,敲定了修复大脊岭抗战遗址、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方案。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一座崭新的纪念碑屹立在大脊岭之巅,而多年来逐渐被灌木包围的烈士墓冢,也修缮一新。最近几年的清明或冬至,揭阳当地的中小学校、潮汕各地的社会团体以及一些抗战老兵,都曾参与祭扫烈士活动,大大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话分两头,再看官硕普庆善堂义工队伍的发展传承,笔者也大为感动。如今,善堂第一批老义工已经陆续过世,凋零殆尽。而多位老义工的后人,则子承父业,成为善堂的主力军。比如前面提到的老义工李锡龙,他的儿子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加入善堂,一度担任善堂负责人,现在虽已卸任,但仍继续发挥余热。老义工李元榜过世后,他的女儿坚持在善堂担任常驻义工,负责善堂的后勤工作。而现任善堂负责人李映川先生,他的姑母就是当年捐资,使官硕普庆善堂得以修复重光的美籍乡亲郑清香。受姑母教育,他在年轻时就加入善堂学习诵经,逐渐成长为一位资深义工。新世纪之初,他还跟官硕普庆善堂众义工一道,参与了揭阳汾水战役旧址烈士骸骨的收埋工作,为汾水战役纪念公园这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6]
   再谈点题外话。《礼记•中庸》引用孔子言论曰:“故大德……必得其寿。”故后人常言,仁者寿!这一观点,在官硕普庆善堂一帮老义工及信众身上得到了印证。老义工李元榜终年89岁,李锡龙和李敬万终年都是94岁,而一贯支持官硕正义事业的老乡长李焕贞,终年93岁。很多笔者接触过的很多官硕老义工,晚年都衣食无忧,子孙绕膝,这应该是冥冥之中,他们应得的福报。
   五、无独有偶
   在抗战期间,潮汕各地的百姓都遭受了巨大苦难,而无数英雄儿女为抵抗日寇侵略,也献出了生命。除了官硕普庆善堂之外,潮汕各地善堂在救助战争受害者、收埋抗战烈士等方面也涌现出若干感人案例。
   1938年6月日寇攻占南澳之后,驻汕国军和民众抗日自卫队伍组织了反攻南澳岛的战役。南澳血战从当年7月中旬持续到8月初,有数据统计,中方先后牺牲360多人。史料记载,早在南澳血战结束一年后,南澳后宅普益善社、南澳平善堂就自发向日伪当局申请,对黄花山一带遗留的义勇军烈士遗骸进行收集掩埋。直到2005年之前,义工们仍在不懈搜寻义勇军遗骸,并募款建成黄花山抗日忠烈陵。该陵园总共从18处烈士义冢中收集到仅存的134具忠骨,树碑合葬;在旁边又专门为几位义勇军女医生立墓纪念。2018年7月20日,南澳当地慈善团体联合在黄花山抗日忠烈陵前举行南澳抗战80周年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励后人,再一次有力地宣扬了南澳抗战精神。
   1939年6月日寇占领汕头、潮州之后,兵锋不断向潮汕腹地推进。据《地美都抗日战事纪略》(作者系地都镇文化站已故老站长蔡汉明)所载,1939-1943年,驻防在炮台、地都到鮀浦莲塘一带的国民革命军部队(主要是国军预备六师),在与日寇作战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牺牲。钱岗普庆善堂同善社先后组织义工收埋烈士遗体约五六百具,并于1946年将骨骸集中安葬在地都狮尾山,建成烈士公墓。解放初期,钱岗普庆善堂被迫解散,该处墓地也不幸遭到破坏。由于钱岗普庆善堂后来未能恢复,改革开放之初,墓地由热心的出家人释光德募资重修。现在烈士公墓墓碑正中镌刻“玉封圣母持修”,左右落款分别是“丁卯年春月”“释光德重修”。笔者从《地美都抗日战事纪略》中,查到了钱岗普庆善堂的简史。钱岗普庆善堂创建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由潮阳关埠人陈映国创建于钱岗翠峰庵,自立为首任总理,至三十年代已有堂友数百人、四十年代又发展到近千人,堂友遍布揭东一带。早在三十年代初,钱岗普庆善堂就成立了同善社(俗称掩埋队),参加者称为社员,主要任务是施医赠药、修路造桥、收埋无主死尸。抗战时期同善社甚至配备义务医师(由钱岗籍中医师郑珠能担任),负责抢救抗日前线伤病员。据蔡汉明整理的郑珠能医师回忆资料,抗战时期同善社长期在邹堂一带负责收埋烈士,有不少生动事迹。当时驻防部队预备六师要调动时,有两位团长还赠送匾额给善堂留念。笔者在此不一一赘述(详见《地美都抗日战事纪略》)。值得一提的是,在1940年的一次战斗中,预备六师18团1营营长杨一鸣英勇牺牲。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杨一鸣的警卫员陈来合老人在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陪伴下,来此祭奠战友,并讲述了杨一鸣烈士的事迹。杨一鸣墓地位于揭东云路镇北洋村,但文革时期也遭受破坏,残存墓碑由烈士子女保存。后来潮汕抗战纪念馆主动登门慰问,并向家属征集墓碑,终于将该碑收入抗战馆展览,成就了一段佳话,这又是一次爱国主义精神的传递。目前,位于地都狮尾山的这处烈士公墓,由于年久失修,再次引起了社会关注。从今年秋开始,揭阳华勋慈善会牵头,发动全国各地的热心人奉献爱心,正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募款,准备有计划地进行修缮,这又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事实上,类似揭阳、南澳等地善堂在抗战时期的善行,在潮汕地区其它乡村也应该不乏有生动案例。但由于笔者手头资料有限,只能对以上三家善堂事迹进行记录。虽然现在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当年这些做出突出贡献的善堂,规模和知名度已经大不如前,但笔者认为,他们的贡献不应该被遗忘,在潮汕抗战史上应该补上一笔。而且这些善堂折射出来的爱国主义光辉,应该照进每一位潮汕人的心灵,把这种人文精神传承下去。
   □林剑铭
   摘自2019年第2期《潮商潮学》
  
  
(发表日期:2019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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