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社会心理学研究又一珍贵档案

内容提要:作为原生态草根历史档案——侨批,堪称海内外华侨华人社会的“百科全书”,从中既能解读出社会环境的变化,又能窥视到人们(包括个体和群体)由于对社会环境的不同理解而形成不同理念和由于不同理念所产生的不同作为,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契合,故侨批便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又一珍贵档案。
   关键词:侨批社会心理学研究珍贵档案
   跨海越洋“两地书”的侨批,包括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批信和家乡侨眷寄给海外侨胞的回批,其金融属性非常鲜明,然而,它还能够反映出不断变化发展大千世界的“世态”和折射出复杂细腻内心活动的“心态”,这就凸显了它另一重要的文献价值,即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又一珍贵的历史档案。本文拟对此做初步探讨。
   当下对社会心理学有不同解释,比较简要的是:一门研究个体和鲜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个体社会心理现象指受他人和群体制约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人际吸引、社会促进和社会压抑、顺从等;群体社会心理现象指群体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气氛、群体决策等。
   发韧于民间、流转于民间的侨批,是原生态的草根历史档案,以其唯一性、不可替代性而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它内容丰富多彩,记载系统翔实,乍看起来琐碎凌乱,一经清理整合,脉络就非常明晰,堪称海内外华侨华人社会的“百科全书”,从中既能解读出从清代、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世界风云的变幻,又能窥视到人们(包括人体和群体)由于对社会客观环境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不同理念和由于不同理念所产生的不同作为。这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和实践,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契合。
   一
   首先,从群体社会心理的视角剖析抗日战争时期的侨批。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日盛、野心渐强,宣扬“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9世纪50年代,日本野心家吉田松阴就提出入侵中国和朝鲜,控制东南亚而袭印度。1887年,日军参谋本部一局局长小川在《清国征讨方略》中又提出:“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这就表明,日寇侵吞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就有之,1894年悍然发动甲午战争,宣布台湾及澎湖列岛“归入大日本版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5年,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取代德国获得在山东的一切特权,企图将中国领土和政治、军事、财政等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对此,海外爱国侨胞已有觉察,并在寄回家乡的侨批中有了明确的表示。福建同安籍的爱国侨胞黄开物,1906年12月赴菲律宾马尼拉,并在那里加入同盟会,成为机关报《公理报》撰稿人。1915年3月9日,在他寄给家乡妻子林氏的批信中就这样写道,当下“吾国危如垒(累)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顺欧洲酣战之时,无暇东顾、起而吞并中国,言之殊堪痛恨。”
   此后,日寇便按这既定方针继续作恶,1928年5月制造山东济南惨案,致使中国军民死亡3254人,受伤1430余人。当年6月7日,马来亚吉隆坡侨胞战章在寄给广东汕头巫松杰的批信中就写道:“日本出兵山东,惨杀我济南军民。无辜受辱,恶(噩)耗传来,莫不发指俱裂,以为日本横蛮极点,并且无理邀(要)求我政府之五条件种种,皆亡国之毒计,国府断难承认。此次日本出兵,违背国际公例,施无人道之手段,阻我北伐进展,以助万恶军阀,万国皆认为臭(仇)人。”1931年,日寇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以18万兵力之众,在飞机、太炮、坦克的掩护轰作下杀向上海,对此,泰国侨胞林对源于同年10月31日(即日寇侵沪两个月后)寄给澄邑(今澄海)林松炎侄儿的批信中就这样写道:“眼下闸北一带,悉遭敌人焚烧,仅存一片焦土而已,言之痛心,现沪上难民闻达百万之众,诚属可怜。”1941年11月,猖狂的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海外侨胞也惨遭杀戮,1945年11月3日,菲律宾侨胞郑勋在寄给福建晋江家宁姐姐的批信中,对当时的惨状做了具体的回顾,原文如下:“至一九四二年,日寇大举兽性,举行大屠杀,于弟前居之社杀起、逢人便杀,逢厝便烧。……此次进行大屠杀将及两星期之久,华侨被杀者百念余人,菲人被杀者三十六千人以上,情形甚是可惨,不可言状。”“日寇兽心之毒,甚至六岁幼女无过也作刀头之鬼,实之令人痛心矣。”印尼侨胞吴道善也于抗战胜利后,在寄给广东揭邑(即今揭阳)曲溪吴健记本号的批信中,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残酷屠杀坤甸侨胞的罪行做了如实的“回放”:“倭鬼手段毒辣,每欲拿华人,都逢节日多次进行,此二三年,华人被处死的有二千余人之度。”“倭奴实是采取灭种辣手,当时连接被拿的人,众人家属推测,俺等是国人一份子,受拿拘禁,候战事和平,满望释放,讵料倭鬼八月十五屈膝投降,九月二日联军代表抵坤,宣布倭子投降,指出地点集中,改(解)除武装,而华人家属向联军要求释放华人,拘禁四处找寻,无一人存在,呜呼!哀哉!”侨批中不容置疑的真实记录,便成为日寇侵略罪行的又一铁证。
   丧尽天良的日寇在中国犯下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滔天之罪,并不能征服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民,反而使中国人民看透了日寇的狰狞面目,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国仇家恨。这种群体社会心理状态,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迸发出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凝聚成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坚定意志,《义勇军进行曲》就表达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这一群体社会心理特征,在侨批中得到充分体现,“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1年10月31日,菲律宾侨胞林锡国就在寄给福建泉州子女的信批中写道:“困难一天严重一天,凡是中国的国民,都要尽国民一份(分)子的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并且嘱咐:“你们虽然是小小的年纪,也应该努力念书,做一个替国家争气的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南亚各国侨胞纷纷建立了抗日求救亡组织,许多年轻侨胞毅然放弃学业或辞去工作、告别家庭亲人,经学习训练之后到祖国投军杀敌。1939年4月17日,菲律宾马尼拉的蔡乌树就在批信中告知她姐姐:“环侄正整装乘舟还国,但他们此行不是回家省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回去”,“据云,侄儿此去并不即上前线打杖(仗),须经在我国内地再受训练五个月,然后派往乡村各地当教练,组织民众都成武士,使全国人民都武装起来,一致反日,对日宣战”,对这段历史做了真实的描述。泰国侨胞许泽溥在给广东澄海珊兄的批信中,则告知让妻子蔡纯良学习看护、妇女救亡工作,“替国家尽匹妇之责”。抗战期间,海外侨胞节衣缩食,以年捐、月捐、节日特别捐、结婚祝寿喜筵节约捐和购买救国公债等形式捐款救国,1937年10月17日,新加坡侨胞寄给广东潮州其母的批信中就提及:“自中日战争之事发生后,叻(即新加坡)侨胞非常热心捐银及捐旧衣外,另再抵制日货。”1938年9月24日,菲律宾侨胞吴章嶙在寄给福建晋江妻子许君哲的批信中,告知需压减给家里和三婶的赡养费用,原因是“在此抗战期间,除起捐助战费外,生活是要力争简单。”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澄海籍的旅泰青年侨胞苏君谦等3人,在困难当头时,毅然联手捐款200元国币,支援延安抗大作为办学经费,这笔款是通过侨批局转寄,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等收到后,特地联名复函,对他们的爱国热忱“殊堪钦敬”。据各方面统计,海外侨胞每月捐赠约2000万元国币,相当于国内每月军费的三分之一。这些捐款都是通过侨批或银行寄汇输入国内的。抗战胜利后,海外侨胞便迫不及待地通过侨批,将一笔笔批款寄回灾难深重的家乡。1946年3月8日,在当地政府宣布侨汇开放后当天晚上,新加坡侨胞林思曾马上灯下疾书,告知祖母:“兹已(于)侨汇开放之第一日奉上国币壹万元,到祈捡(检)收,暂济眉睫之急,此后稍有所得,自当厚寄,以慰大人远念。”日寇投降后的1946年,印尼侨胞吴玉坪、吴玉钳为了早日获得家乡亲人的信息,接连不断地寄出3封侨批,第三封这样写道:“兹因日寇南进,家音断绝,经三四年未悉家中如何,甚为卦(挂)怀。自和平以后,经有寄回二信,国币叁万六千元,不知何故无接复示。兹有邮便,再付呈国币壹万伍千,到即查收复示”,可谓情深意切。
   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血战到底、驱逐日寇的坚强决心,也在侨批的批封、批笺上多有体现。1931年11月,菲律宾侨胞吴永蟳寄给福建省晋江吴道炳和黄煜泉、黄煜敏寄给福建晋江黄煜渠的批封背面,分别加盖了“同胞尔忘倭奴之仇乎?请勿用仇货,抵制到底!”“抵制仇货,坚持到底;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的图章。1932年2月16日,马来亚侨胞寄出的批笺上方,印有“毋忘国耻”四个大字。1940年6月2日、7月17日,菲律宾侨胞寄给家乡亲人的批笺上,印有“还我河山”的字样。有的批笺特地标明为“抗日笺”,右侧印有“同胞速起!抗日救国”的口号。有的批笺上端则印有“救国英雄”蔡廷锴将军的头像。不可一世的日寇宣布投降后,侨批的批笺上又出现“胜利笺”和“胜利通用笺”,上面还印有“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字样。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的导言中指出:“如今群众的力量越来越重要”,“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仍将延续下去”,成为“推动变革的主要动力”,侨批反映出来的群体社会心理现象,对此作了极其有力的诠释。
   二
   现在,再从个体社会心理现象的视角,来解读另一个历史时期的侨批。由于家乡亲属寄给海外侨胞的回批是侨批的组成部分,因此特以一组回批为例。这组回批的主角李集祥,家住广东梅县隆文乡,大学文化程度,故回批文字工整,表述井井有条。由于收到数封侨批后才做回复,因此内容较为繁多,其中两封各3500字以上,一封为2000多字,真实地反映了李集祥在梅县政权发生重大更迭之初内心世界的变化。梅县是1949年5月17日解放,5月24日成立县人民政府,李集祥在当年农历6月至9月陆续收到叔叔们4封侨批之后,于10月26日做综合性的回复,并注明是“解放后试寄第一封”。因为潮州、汕头分别于1949年10月22日和10月24日解放,梅县解放时李集祥不在家乡,所以,在他批笺里就有如下一番经历:“侄于夏历七月初一即由汕头启程返家,迨至潮州,旋闻松口船只下至高坡(陂)停开,上行亦然,弄得留潮船只不敢开行。等了十天,高坡(陂)船下到,谓已解禁,然后启行,行至三河又遇国军捉船,一路受惊受吓,候差派款声中通过两个政治不同的封锁线,抵家时已是七月十五矣。”解放前,李集祥家族颇为殷实,回批中提及的就有“映光楼”一座,在汕头还有店业,故心里忐忑不安,“惊共产党实行住者有其屋,如非自己居住,要租给他人时,将来有无业权存在,殊难逆料。”若租出去,又怕“租期满后,不付租,不迁出,法院判决他不理”等。解放后,经营侨批业务的昌源号转入地下,改名新发号,李集祥怕树大招风,就在批笺里特地写道:“以后所有信件钱物,统由新发转交,隆文各水客所带款物,应嘱水客绝对保守秘密,同时寄款人最好用弟妹之名字(水客处)。总之,使原乡之人尽知叔台等在外落居,无意归祖国”。为了不引火烧身,又告知“以后凡报告乡中事,必以新闻通讯方式,头尾不署名,另信寄发,信皮(封)只写洋文,不写中文,如此为之,秉笔直书,纵遇检查,当局亦莫奈吾何。”
   1950年夏历八月十日,李集祥收到叔叔们的三封侨批后,也做了综合性回复,批笺里写到:“原乡当去前两年,因新政府法会未颁布,人人以为日后田会平分,所以大家争先卖田,自去年公布富农以下田产不动,及尝田由者耕者报为自耕以后,卖田之风即刻停止,反而买来自耕者甚众。”同时,“祖国目前人民券币价逐渐稳定,外面汇款,如汇人民券之汇价比汇港币之汇价为廉,则不妨汇人民券为单位之款额。”“原乡商场,因人民券币值渐趋稳定,已逐渐採为交易之本位,港币、白银仍甚流通,唯以米为交易媒介之举动,因损蚀过大、携带不便,已废去不用。”由此可见,解放一年以后,地方社会和人心已日见平稳,而出身富裕家庭的李集祥仍心有余悸、顾虑重重,1949年7月自汕头返家后,“外事一切不理,闭门谢客,洁身自好,连光映楼大门都少出,盖效明哲之保身也。”在一九五一年夏历二月廿二日的回批中谈及自己择业的意向时,又能流露出这种情绪:“但世界风云反复不定,火药味弥漫全球,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看今日政府对待反动官吏之手段,则在世界霸权不知鹿死谁手之今日,政界最好莫过问,除非走入技术性质的机构,如银行、电信、邮政、水利、农林、水产各部门,因这些部分与百姓结怨的可能甚少、职业安定故也。”李集祥的心理活动很大程度代表了刚解放时富裕阶层这个群体的心理状态。
   个体、群众社会心理现象,因他们在同一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境况不同而不同。1949年10月潮汕获解放,过去饱受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扬眉吐气、欢呼雀跃,1950年2月,有一位侨眷(名字看不清,似“煦南”)在寄给海外亲人的回批中写道:“家乡现已经解放了,人民已能够永远的见到那广大无际的天,不再受反动者、帝国主义走狗之欺侮、压迫,人民已彻底翻身了,家乡的生活比从前较为适当,人民的生活安定,请你不必忧虑。”海外侨胞也为此欢欣鼓舞,1951年8月7日,泰国侨胞刘潮俊在寄给双亲的批信中就如是写道:“家乡自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封建势力已告清除,资产阶段经被打倒,不论交通、水利等要旨,凡属国计民生者,莫不落力改建,海外华侨多阅报章,每得佳讯,除少数顽固分子外,莫不额手称庆,跃跃思归。”
   综上所述,可见侨批的确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又一珍贵历史档案,并且让我们从中得到重要的启迪。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因此,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点便是民心,而民心的向背决定了事业的兴衰,正如习总书记所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他还强调:“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为此,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更应该学得社会心理学这一学问,注重研究民心、注重民生,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忘关注人民的疾苦,倾听人民的诉求,将民心,即人民赞同不赞同、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衡量施政业绩的唯一“标尺”。
  
   □ 王炜中
   摘自《侨批文化》2017年第1期(总第26期)
  
  
(录入日期:2017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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