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侨批业经营实践的现实价值——以潮汕侨批业为例

据权威媒体披露,当前涉众型的金融犯罪活动已渗透到百姓吃饭、购物、投资理财等日常生活之中,并更为隐蔽、更具期骗性,必须加以彻底整治。诞生于一个世纪以前的民间金融机构——潮汕侨批局的经营实践,对于匡正当前时弊,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潮汕侨批是金融和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情况下,海外侨胞通过侨批局(早先是水客)的民间渠道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特殊汇款凭证,由于是“银信合一”,因此信汇成为其重要运营方式,另一种方式为票汇,即汇出批款的批局应寄批人的要求,开出以汇入批局为付款人的汇票,写明收款人的姓名、批款金额等,然后交给汇款人自行寄送给收款人或直接携带,凭票向付款的批局取款,故侨批业具有金融的基本属性。潮汕侨批业在经营过程中,尤为注重诚信、服务和责任等重要环节。
   诚实守信
   诚信是为人处事、立业兴邦的重要道德基础,故有“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之说。可贵的是,潮汕侨批业坚持将诚实守信奉为自身的经营铁则,并且贯穿于整个运作过程的各个环节。
   寄批者的诚信。深受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薰陶的海外侨胞,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到达异国他乡谋生以后,都牢记亲人“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的临别嘱咐,尽快地将千辛万苦赚来的血汗钱托寄回家乡,恪尽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众多的侨胞寄批都很守时,固定在某月某日寄出,收批的时间也相应固定。收批的日子一到,家乡亲人就会伫立自己的门口,翘首等待“批脚”(侨批派送员俗称)送批来。有位泰国侨胞在曼谷米店当厨工,请批局垫付批款寄回家乡后就病倒下,等他收到家乡亲人的回批时,已病危住进了医院。他临终时,仍不忘从身上掏出那封回批,叮嘱病榻前的亲属,一定要代为归还批局(侨批局简称)垫付的批款。这位侨胞去世后,亲属便遵嘱将这笔钱款如数地送往批局。不少侨胞命多舛,谋生之路坎坷,尽管舍命拼搏,仍收入甚微,未能很好地践行自己的承诺,则通过批信不断安慰家乡亲人,表达自己负疚之心。如新加坡侨胞陈应传,就在批信中写道,自己在外“奔波十余载,尚赤手空拳,未得酹愿”,本应多寄款给母亲购买新谷,无奈力与心违,便再三表明心迹:“非传不知家中的痛苦,奈命生如此,惟有昂首向天叹息而已。”尽管海外侨胞求生不易,依然反复向家乡亲人保证:“候有厚利,自当奉上”,决不推卸赡养亲人的责任。潮安东凤陈宏烈的4个儿子先后出洋去叻(现新加坡)谋生,一直都寄批回家,大哥因病返乡,老二、老三就继续寄,最后由小弟“接班”,依然寄批不辍,直到1958年还托寄给嫂嫂和侄儿。在寄批的过程中,4兄弟有各自托寄的,也有两人、三人合寄的。在各自托寄时,兄弟间从不计较谁寄多了、谁寄少了,都尽力而为,开始因收入少,一个月寄两元,“有事业”了,一个月寄70元。从征集到的陈家566封侨批看,最早是1912年,最后是1958年,这46年间,陈家4兄弟每年都有寄批回家,好比在进行一场侨批“接力跑”,充分体现出寄批者诚实守信的高尚品格。
   送批者的诚信。作为送批者的批局深知,假如不诚实守信,海外侨胞便不会到他们的批局寄批,无异就等于“自杀”,因此,都视诚信为立业之本。创办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的致成批局,为了保证海外侨胞所寄的侨批万无一失,不致丢失或被侵吞而影响自己的信誉,便认真建立起一套严格的收发制度,由批局准备统一规格的批封和回执,并印制有关的表格,由寄批者一一填明收批者的姓名、地址、托寄的批款数额和寄批者自己的姓名、地址。寄批者交付了批款之后,由批局职员将表格中填写的内容抄到账本上并编上号,逐日移交给司柜汇入总账,最后由经理逐件查核,在批封背面盖上批局印章,再复制一份表格,交有关职员带回设在家乡的联号致成批馆,由“批脚”按收批人的姓名、地址,直接送到侨胞眷属手里。澄海隆都潘合利批局的“批脚”潘得敖3兄弟,每天起早贪黑靠步行送批,一天要走百里路、送100多封侨批,国币贬值时,还得挑两布袋纸币的批款。就这样,每人每天的酬劳仅1元国币或两斤大米,外加几角钱的过渡费。尽管家里生活贫穷,他们和祖父、父亲三代“批
   脚”都没有丢失过批信或侵吞海外侨胞的批款。有信批局每次不论来批多少,都得当晚将往来的侨批分拣清楚,即使通宵达旦,也要悉力以赴,因为“盖明天一早,必须赶赴各处舟车第一帮,否则市面谣言兴起,谓某批局本帮来批不能出门,必是倒闭”,严重败坏了批局的信誉。
   作为收批者的海外侨胞眷属,同样诚实守信。许多海外侨胞托寄钱物给亲友时,都附有具体的分配方案,如新加坡侨胞林立经寄给家乡妻子300元港币,其中有部分要分给诸位亲属,就在批信中嘱咐她“照横纸分送”。这里的“横纸”便是分配的“明细表”:“仙桥老姑港币拾元,东风炳鑫港币拾元,克峰弟港币叁元,克明弟港币叁元,怀炎侄港币叁元,怀钊侄港币叁元,醉珍侄女港币叁元……”,计十一条、四十七元。侨胞林炳勤托寄物品回家乡时,也列出一张详细的清单,“藤席壹领,什色糖壹合,糖仔壹小合,耳把(扒)壹枝,月份牌一块,铅笔贰打,玩具一小包,小万金油一包六十罐”,并交代“送交克恭嫂万金油一罐,送交松河嫂万金油10罐,送交老姑万金油10罐,余者自己之用。”侨胞得知家乡“福德老爷夫人圣驾出游”,便筹集144元批款寄回家乡“购置礼物,以酬神恩”,具体交代“购猪首一面约二三十斤左右,大吉(桔)三四十斤,串炮、斋菜、神锭、丝钶约三五元,余项悉作购糖方一块,彩些花面。”酬神后则“可照各份子均分”,并且详细列出分配的芳名:“春和10份、松锦10份等17位。家乡的亲人收到海外侨胞托寄来的钱、物之后,都会按照他们的吩咐一一办理、分送出去,没有擅自变动。这样,尽管寄托者与收批者相隔千里之遥,依然能够相知互信。
   尽心服务
   发韧于民间、流转于民间的潮汕侨批业一问世,就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海外侨胞及其在家乡的眷属为服务对象。批局的业者深知,众多的海外侨胞是因为家贫而不得不远渡重洋谋生。基于这种理解,许多批局都尽心地为他们提供深入细致、热情周到的服务。
   潮汕地区是我国的著名侨乡,靠海外侨胞托寄的批款为生的眷属,约占本地区总人口的50%以上,不少村落则占70-80%;侨胞眷属每月的家庭收入中,批款占80%以上。由此可见,侨批已成为侨眷的经济生命线。因此,批局送批非常注重迅速及时。然而,海外侨胞及其眷属不仅生活在基层,而且相当分散,其中,海外侨胞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洋)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大多不是当苦力、挖矿,就是种地、割橡胶、做小贩。他们的眷属则居住在潮安澄海、揭阳、潮阳、普宁以及丰顺、大埔等县的农村,村庄又有多种称呼,收批人既有学名、又有乳名、别名,还有同名的,情况非常复杂,在没有现代化技术手段的情况,批局和批脚就下功夫熟记送批村庄、家庭的基本状况。海外批局则注意将新到侨居地的侨胞请进来,详细了解他们及其眷属的姓名、地址和职业等,然后登记造册、编列序号,并有副本送回家乡的联号批局保存备查。海内外批局形成象毛细血管般的经营网络,批脚主动深入到国外的码头、矿区、农场橡胶园和家乡的乡村、农户去收批,帮助不识字的侨胞书写批信,假如侨胞在家乡的亲人急着用钱,而他此时囊中羞涩,批局便先代其垫付,等侨胞收到亲人的回批后再奉还,没有蔑视他们。祖籍潮安的泰国侨胞林锦成,在曼谷的一家仓库当门卫,收入甚微,因一场病3个月没有寄批回家,老母亲一定十分焦急。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他攥着20块银元跑到南泰发批局托寄,希望赶上明天的帮期,尽早送到母亲手里,恰好当晚批局已经封批,正准备关门,一听林锦成的诉说,批局马上破例为其办理,并热情地帮他书写批信。家乡批局也尽力将地址不详、收批人名字不清的侨批“起死回生”,千方百计送到侨眷手里。泰国侨胞郭乌猪,寄50元港币给家乡住在揭阳棉湖莪萃乡的母亲,但叫不出她的名字,侨批托寄回棉湖后,经批局了解,这个乡里姓郭的共有20多户,还有4人同名,为了保证投送准确,批局又不厌其烦地做认真调查,发现4位同名者一位去了越南、一位在家务农,一位同名不同姓。通过反复求证,经乡亲们认定,真正的寄批者是1947年为逃避抓壮丁到汕头乘船去泰国的这一位,才将批信和批款交给了他的母亲。
   更为感人的是,在烽火弥漫的抗战期间,原来投送侨批的汇路中断,潮帮侨批业者依然秉承着尽心为海外侨胞及其眷属服务的宗旨,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勇敢地开辟了“东兴汇路”,救数以百万计的归侨、侨眷于水火。1939年6月汕头沦陷,潮汕侨批业处于停顿状态,1941年12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海外侨胞托寄回家乡的侨批汇路完全中断,使众多侨眷生活濒临绝境,许多民众靠变卖房产或贱价出售衣物度日,不少人离乡背井流落到福建、江西等地,有的忍痛卖儿卖女,有的活活饿死,不少妇女被迫改嫁,如澄海县澄城镇东湖村的邱姓,原有150户800多人,由于批路中断,生活无以为继,变卖了房屋20多座、350多间。上华镇冠山村原有9886人口,侨眷占一半以上、日寇占领澄城、批路全然中断之后,全村被害37人,饿死283人,绝户194家。隆都镇批断加上大旱,大片农田绝收,许多家庭米瓮空空,只得用野菜甚至小蝌蚪充饥,乡亲都饿得面黄肌瘦。当时,隆都镇驻地店市几乎天天都有死人,善堂收尸也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批局完全可以歇业,但为了给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侨眷寻求生路,在越南定居的侨批业者陈植芳,先到与我国云南河口隔河相对的西北重镇老街察看,因桥梁被炸断、铁轨被拆除并到稀无人烟,难以成为侨批汇路的基点,便马上赶到同登和广州湾(现湛江),那里的条件也不理想,最后来到越南东北角的芒街和北仓河对岸的广西边陲小镇东兴,两地之间有一条国际桥相连,而且东兴交通比较方便,商业也较发达,广东省银行在此设有办事处,还有旅社、钱庄和收找店,适宜在这里开辟新的汇路。他便在东兴汇两笔款回潮汕“探路”,结果新汇款项都顺利到达,陈植芳便奔波于西贡、堤岸、金边等地,向同行业者介绍情况,希望大家协办在东兴开辟新汇路,大家前往东兴考察后,都认为切实可行。于是,和祥庄、玉合、澄记、天兴行、联兴昌等10多家批局先后到东兴设点转寄侨批。当时的侨批通过西贡、金边、曼谷、4万象条路线汇集起来后,送至河内和海防的中转站结价,委托专人将批款带到东兴,交给那里的批局代理收汇者,再派专人通过秘密通经揭阳转送至汕头分发给相关侨批眷。这些秘密通道便称为“东兴汇路”,其中一条是从东兴经饮州、合浦、遂溪、高州、信宜至云浮、四会、清远、从化、河源、紫金、揭阳(非沦陷区)转入汕头(沦陷区),途经10多个县,爬山涉水、历尽艰辛,至少要走1个多月,有些需3个月方能将侨批送到侨眷手里,以解燃眉之急。由于途中兵匪横行、恶人拦路,为了保证安全,汕头侨批同业公会还成立了武装护批队。“东兴汇路”开通后,有的侨批业者被日寇通缉或被捕受酷刑,但投送侨批仍没有中断。据统计,1942年初“东兴汇路”开通,至7月开始,每月从东兴投到潮汕的批款约1000多万元的“西贡
   纸”(越南币),后来每月赠五六千万至八九千万元,其中有部分再转至福建闽南地区。这大笔批款,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侨眷来说,无疑是“久旱甘霖”。
   过失问责
   潮汕侨批业所以能够坚持诚实守信、尽心服务,除了职业道德等因素外,就是在经营过程中,实施了类似当今大力推行的“问责制”。批局内部自不必说,哪个部门、岗位是谁主事,哪个“批脚”分担哪些村落、侨户的送批任务,都责职分明、实名负责,哪里出了问题一查就着,便能直接追究责任,视情节轻重给予严肃处理。对外方面,民国三十五年(1946)六月一日,《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保护款启事》问世。“保护批款启事”开宗明义地昭示:“我潮地狭人稠,谋生以南洋香港为尾闾,故居民口食,多赖华侨批款赡给,批款诚大众已共同生机也。顾地方辽阔,批伙分送,只身携带巨款,出入于穷乡僻壤之间,非赖所到乡村尽力保护,何足以策安全”,接着强调:“而维持此多数人寄托生活之业务,是以向例批款遇劫,附近乡村皆应立即救护,否则应受究追处分”,并指出,这个规定“数十年来,相沿弗替。”进一步明确批款遇劫,所在路段的乡村负有责任。
   在“保护批信启事”颁布半个月后的六月十六日,潮阳县便发生了侨批巨款被劫事件。十八日,该县侨批业同业公会便向它的上司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报告了批款被劫的经过:六月十六日的清晨,由批工李炳成、李清德携带着潮阳县侨批业同业公会会员永振发、马泰盛、德顺盛、马金峰、永顺利各批局的暹罗批款,赴惠来各地分送。途中,有一劫匪拿着两枚炸炮,将李炳成所带的17万9千余元的批款抢去,然后向前面的山坡狂奔,李炳成立即大声呼救。当时,在事发地点有惠来第二区(即靖清)警所的7名便衣警兵,还有众多的耕地农民大喊捉贼。李炳成急忙奔赴田心乡公所,报请派队追缉。待田心乡派队出发时,劫匪已经远去,警兵追了一阵又折回,只拣一只空批袋。潮阳县侨批业同业公会便提出质疑,当警兵在追赶时,与劫匪之间的距离仅十数步,且匪单警众,劫匪为何得以脱身?在追逐的紧张之际,劫匪怎么能够从容地将批款取出再掷回空批袋?因此,请政府应要求乡镇长对地方盗匪劫走批款一事,在短期内破案追赃,否则要按规定负赔偿责任。潮阳县侨批业同业公会的报告,再由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直接呈报到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正、副总司令和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专员。
   同年八月三十一日,陈四兴批局批伴(即批工)陈炳德携带,承福兴号侨批13封并国币73万元,骑自行车前往普宁分送给侨眷。先在石泉尾分发1封批信和2万元批款之后,在折回马公栅乡继续分送途中,被3名手持驳壳枪的劫匪抢过了余下的批款和自行车。事发后,除了自行车被马公栅乡公所拾获外,批款落在劫匪手中。这一劫案,也是由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呈报给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专号,请求“迅赐饬属严予认真缉追,以期破获法办,一面并乞令该肇事地方之乡长,依照绥靖时期办法赠偿失赃,以绝匪氛,而维侨款”。
   为了加强“问责制”,增强有关单位、人员的责任感,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在“保护批款肇事”中进一步阐明,“批款出发分送,遏有盗匪抢劫,附近乡村不行尽力救护,即由本会呈请官厅,就该乡村究追,治其庇纵之咎,若在追究而未破获期间,该乡再有劫批事件发生,又仍旧不予救护,则除加紧密处外,并通知外洋批局,停止收寄该乡批款,以至破获时止”。同时,又引入激励机制,公布了表彰救护批款者的奖恤办法:“批款出发分送,遏盗匪抢劫,无论附近乡民过往行人,以及警兵团队,能立即尽力救护者,本会有下列奖恤,(甲)每获盗一名经送官讯实治罪后,奖给花红国币拾万元。(乙)获盗而夺回已被劫去的批款者,照夺回数额,提出十分之二为奖赏。(丙)仅夺回批款而无获盗者,则照情形酌量给奖。(丁)被盗伤害毙命者,给恤金国币贰拾万元。(戊)被盗重伤者,给医药费用伍万元,惟伤属轻微,则就情形酌给。(己)伤后医治致残废者,给恤金国币拾万元。”批局本身人员,在各地分送批款,如果遏有劫盗发生,所有救护者的奖赏和因被伤害致死伤者,都按照上述奖恤办法办理。这对见义勇为者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慰籍。
   还有一起,就是国民政府驻曼谷总领事馆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向汕头市侨务局反映,旅暹侨胞因市里一些批局宣告倒闭而蒙受损失。8月1日,汕头侨批局便训令侨批公会,要“详查具报侨批局倒闭情况”。同时致函曼谷总领事馆,“请查明旅暹侨胞受批局倒闭损失情况,以便代为追究。”并于9月17日上报国民政府华侨委员会:汕头“尚无所谓侨批倒闭情况影响侨眷生活事情。”10月27日,驻曼谷总领事馆便函寄当地侨民受损失的调查表14份,请汕头侨务局“查明追究”。11月11日,汕头侨务局将14份调查表呈送侨委会,“请予核办”。12月6日,侨委会指令汕头侨务局,侨民受侨批局倒闭损失调查表“已函转广东省政府饬属查核。”以上3项的追究结果,目前虽未查到有关档案,但已经表明,当时的侨批业已推行与当今相似的“问责制了”。
   法律术语的问责制,称为法律责任的追究,其中包括道义责任。尽管侨批业经营的“问责制”不够完善,仍然值得借鉴。正因为近代潮汕侨批业注重诚信,服务和责任承担,才能在大清邮政和民国邮政的排斥下依然充满活力,生存了一个世纪以上。它的主要经验,看来是老生常说,但依然是保证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大药母”,支撑“金融大厦”的“基础桩”。
   2017年11月5日
  
   □王炜中
  
   摘自《侨批文化》2017年第2期(总第27期)
  
(录入日期:201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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